第240章 正统之辩：蜀汉“天命所归”叙事的崩塌与人心离散（2/2）

这些舆论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反映了士民对蜀汉政权的失望。当百姓在苛政中挣扎，当士族在权力边缘徘徊，“天命转移”的谶语便有了土壤——他们宁愿相信“曹魏代蜀是天命”，也不愿再寄望于“蜀汉的复兴”。这种舆论氛围，为后来的“不战而降”埋下了心理伏笔。

四、“君臣失德”对正统性的反噬：从“君明臣贤”到“主昏臣佞”

正统性的维系，不仅需要“法理依据”，更需要“君臣德行”的支撑。刘备与诸葛亮的“君明臣贤”，是蜀汉正统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刘备“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”，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两人的德行被视为“天命所归”的人格证明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感叹：“先主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焉……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，而心神无贰，诚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也。”这种“君臣相得”的佳话，极大增强了蜀汉的凝聚力。

后主刘禅与黄皓的“主昏臣佞”，则彻底摧毁了这一形象。刘禅的“昏庸”体现在多个方面：沉湎酒色，大修宫殿，荒废朝政；轻信宦官，疏远忠良，如姜维因忌惮黄皓而不敢回成都；面对危机毫无决断，邓艾兵临城下时，竟“群臣会议，计无所出”。黄皓的“奸佞”更是人所共知：专权乱政，卖官鬻爵；压制异己，构陷忠良；隐瞒军情，误导决策。两人的行为，与“汉室明君贤臣”的传统相去甚远，让百姓和士族对蜀汉政权的“正统性”产生了根本怀疑。
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刘禅的行为还违背了“汉室家法”。东汉虽有外戚、宦官专权，但多数皇帝仍注重“儒学教化”，如汉明帝“崇儒重道”，汉章帝“宽厚待人”。而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，不仅让蜀汉蒙羞，更让“汉室后裔”的身份沦为笑柄。司马昭设宴试探时，刘禅的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，彻底击碎了蜀汉最后的正统尊严——连“故国之思”都没有的君主，如何能承载“兴复汉室”的天命？

“君臣失德”的直接后果，是人心离散。当诸葛瞻战死绵竹，成都城内“百姓扰扰，皆迸山野”，却鲜有“誓死守城”者；当谯周提出投降，群臣“多赞同之”，连宗室刘谌的死谏都无人响应。这种“集体沉默”，本质上是对“主昏臣佞”政权的抛弃——他们不再相信这个政权能代表“天命”，也不愿为其殉葬。

五、正统叙事崩塌的连锁反应：从“文化认同”到“心理解体”

蜀汉的正统叙事，不仅是一种政治宣传，更是维系“文化认同”的纽带。它将“汉室”“天命”“忠义”等价值观念融入政权运作，让不同阶层、不同地域的人产生“我们是汉人的延续”的归属感。当这一叙事崩塌，带来的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丧失，更是整个社会“心理解体”的危机。

对士人而言，正统叙事的崩塌意味着“价值坐标”的失落。诸葛亮、蒋琬等士大夫，将“兴复汉室”视为人生理想，他们的奋斗、牺牲都以此为意义。而当“汉室”沦为空谈，“北伐”变成闹剧，士人的精神世界便失去了支撑。谯周的劝降，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失落的体现——既然“兴复汉室”无望，不如“审时度势”，为百姓寻找一条生路。

对百姓而言，正统叙事的崩塌意味着“生存希望”的破灭。他们或许不懂“天命”“正统”的深奥道理，却能从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中获得“未来会更好”的期待。当口号变成谎言，苛政取代仁政，他们便会对政权彻底失望。邓艾入蜀时，百姓“箪食壶浆以迎”，并非认同曹魏，而是对蜀汉正统叙事的彻底否定——这个政权连最基本的“民生安定”都做不到，何谈“天命所归”？

对军队而言，正统叙事的崩塌意味着“战斗意志”的瓦解。蜀军的战斗力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“兴复汉室”的信念——诸葛亮时期的士兵，能在“祁山苦寒”中坚守，靠的就是“还于旧都”的憧憬。而当信念破灭，士兵便失去了战斗的意义。绵竹之战中，蜀军“未战先溃”，正是“心理解体”的直接表现——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，也不愿为“昏君佞臣”卖命。

从刘备称帝的“天命宣言”，到刘禅投降的“面缚舆榇”，蜀汉的正统叙事在四十三年间完成了从“建构”到“崩塌”的全过程。这一过程，既是外部压力（曹魏的强大）的结果，更是内部崩坏（政治腐败、民生凋敝、君臣失德）的必然。它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：“正统性”从来不是靠血缘、口号或祥瑞维系的，而是靠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、君臣德行与民生福祉。当一个政权失去了这些，再动听的“天命叙事”也只会沦为自欺欺人的空谈，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。

景耀六年的成都，刘禅的降幡缓缓升起。那一刻，“汉室后裔”的招牌、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、“天命所归”的谶语，都随着这面旗帜落下而烟消云散。留给历史的，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，更是关于“正统性”的永恒追问——究竟什么才是政权存续的真正根基？是血缘与法理，还是民心与德行？蜀汉用它的兴衰，给出了最深刻的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