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0章 正统之辩：蜀汉“天命所归”叙事的崩塌与人心离散（1/2）

章武元年，刘备在成都称帝时，曾率百官祭告天地：“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……曹操父子，阶祸汉室，篡夺鸿基。备畏天明命，又惧汉阼将湮于地，遂纠合义兵，奉辞伐罪……今臣备，敢用玄牡，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只：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曩者王莽篡盗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诛，社稷复存。今曹操阻兵安忍，戮杀主后，滔天泯夏，罔顾天显。操子丕，载其凶逆，窃居神器。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，备宜修之，嗣武二祖，龚行天罚。”这篇祭文，字字句句都在强调蜀汉的“正统性”——作为汉室后裔，刘备政权是“天命所归”，肩负着“兴复汉室”的使命。然而，到了后主刘禅时期，这一叙事却逐渐崩塌，从“人心所向”沦为“自欺欺人”，最终加速了蜀汉的灭亡。

一、“汉室后裔”符号的褪色：从“法理支撑”到“空洞口号”

刘备称帝的最大法理依据，是他的“中山靖王之后”身份。在东汉末年“人心思汉”的背景下，这一身份极具号召力——无论是荆州集团的诸葛亮、关羽，还是益州士族中的部分支持者，都因“兴复汉室”的旗号而凝聚在刘备麾下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称“汉中王”时，群臣上书中仍强调“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，本支百世，乾只降祚，圣姿硕茂，神武在躬，仁覆积德，爱人好士，是以四方归心焉”，可见“汉室后裔”的符号仍具强大吸引力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符号的效力逐渐减弱。一方面，“汉祚已尽”的观念在民间蔓延。自董卓之乱至曹丕代汉，汉室衰微已近三十年，百姓对“汉朝”的记忆逐渐模糊。尤其是曹丕代汉时，采用“禅让”形式，表面上“顺应天命”，不少士人认为“汉亡非亡于曹，而亡于自身衰朽”，对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不再感冒。另一方面，刘备的“宗室身份”本身就存在争议。《三国志》虽称刘备为“中山靖王之后”，但中山靖王刘胜之子多达一百二十余人，历经数百年，血脉早已疏远，时人多质疑其“冒认宗室”。到了后主时期，连蜀汉内部都很少有人再提及“中山靖王”的谱系，“汉室后裔”的符号已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。

更重要的是，蜀汉政权的实际作为，与“汉室继承者”的身份渐趋背离。东汉的“轻徭薄赋”“与民休息”传统，在蜀汉后期的苛政中荡然无存；东汉的“察举制”虽有弊端，却能吸纳寒门人才，而蜀汉的权力被荆州集团垄断，与“汉室”的开放姿态相去甚远。当“汉室后裔”的符号无法与“民生改善”“政治清明”相结合时，其号召力便自然消解。

二、“北伐中原”的正义性流失：从“天命征伐”到“穷兵黩武”

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之所以能千古流传，不仅因其文采，更因其构建了“北伐”的正义性叙事——“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……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奖率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”在这里，北伐是“报先帝之恩”“忠陛下之责”，更是“攘除奸凶”的天命之举，具有无可辩驳的正义性。

诸葛亮时期的北伐，虽未成功，却因“鞠躬尽瘁”的姿态赢得了士民的理解。建兴六年首次北伐失败后，诸葛亮上书自贬三级，称“臣以弱才，叨窃非据，亲秉旄钺以厉三军，不能训章明法，临事而惧，至有街亭违命之阙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授任无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暗，《春秋》责帅，臣职是当。请自贬三等，以督厥咎。”这种“揽过自责”的态度，让百姓觉得北伐虽苦，却出于“公心”。

姜维的北伐，则彻底透支了“正义性”。他“九伐中原”，多以“粮尽退军”告终，却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，导致“蜀民疲弊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姜维的北伐缺乏清晰的政治目标——诸葛亮的北伐是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，而姜维的北伐更像单纯的军事行动，甚至被时人视为“邀功固位”的手段。谯周在《仇国论》中讽刺道：“因余之国小，而肇建之国大，并争于世而为仇敌，加之以智谋，卒以相禽，其势然也……如遂极武黩征，土崩势生，不幸遇难，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。”这番话直指姜维北伐的“非正义性”——为了战争而战争，最终只会自取灭亡。

当北伐从“天命征伐”沦为“穷兵黩武”，蜀汉的正统叙事便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撑。百姓不再相信“兴复汉室”的承诺，只看到“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”的苦难；士族不再支持北伐的大义，只担忧“国破家亡”的风险。这种“正义性流失”，让蜀汉政权逐渐失去了人心所向的根基。

三、“天命转移”的舆论蔓延：从“祥瑞附会”到“谶语惑众”

历代王朝都注重用“祥瑞”“谶语”强化正统性，蜀汉也不例外。刘备称帝前，群臣称“西南有黄气，直立数丈，见来积年，时时有景云祥风，从璇玑下来应之，此为异瑞”，将自然现象附会为“天命归刘”的征兆；诸葛亮北伐前，也有“麒麟见武都”的记载，被解读为“北伐必胜”的祥瑞。这些“祥瑞”虽属附会，却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民众对蜀汉“天命所归”的信念。

然而，到了后主时期，舆论风向却发生了逆转——“天命转移”的谶语开始流行，成为动摇蜀汉正统性的“无形利刃”。最具代表性的是谯周、杜琼等人的言论。杜琼是蜀汉的“太史令”，负责观测天象、解读谶语，他曾对谯周说：“昔周徵君以为‘当涂高者，魏也’。其义何也？”谯周答：“魏，阙名也，当涂而高，圣人取类而言耳。”两人借“当涂高者魏也”的谶语，暗示曹魏才是“天命所归”。

更直白的是谯周的《仇国论》。他在文中虚构“因余之国”（暗指蜀汉）与“肇建之国”（暗指曹魏），称“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，问于伏愚子曰：‘今国事未定，上下劳心，往古之事，能以弱胜强者，其术何如？’伏愚子曰：‘吾闻之，处大无患者恒多慢，处小有忧者恒思善；多慢则生乱，思善则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养民，以少取多；勾践恤众，以弱毙强，此其术也。’”这番话表面上讨论“弱能胜强”的道理，实则暗讽蜀汉“不恤民力”，违背“天命”，必然被“肇建之国”所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