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章 谯周的《仇国论》与人心向背（2/2）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《仇国论》写成后，谯周在朝堂上宣读时，益州籍官员无一人反对，荆州籍官员则怒斥其动摇军心。这种截然对立的态度，早已预示了蜀国的结局——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本土士族的支持，仅凭外来集团的强硬统治，终究是空中楼阁。

三、百姓的选择：从箪食壶浆开门迎魏

离开文庙，沈砚之与苏临洲沿着当年邓艾入蜀的路线前行，在绵竹关附近的一个村落里，遇到了九十二岁的老人赵阿婆。老人还记得景耀六年冬天，魏军进城时的情景：那天早上，我家老头子去村口挑水，看见魏军的队伍，吓得往回跑。可没想到，队伍里有个小官，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了路边的娃，还说不抢东西，只借路

赵阿婆的记忆里，蜀军撤退时把村里的粮食都征走了，连鸡都没留下，而魏军来了之后，分了些米给我们，还帮着修被马蹄踩坏的田埂。这种对比，在蜀地并非个例。他们在《魏晋史料》中看到，邓艾入蜀后承制拜官，安抚民心，仅一个月就得到了益州二十余县的响应，而这些县的百姓，大多是当年诸葛亮时被征调过的人家。

谯周在《仇国论》里说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，真是一点没错。苏临洲感慨道。他们在江原县的粮仓遗址里，发现了蜀军撤退时烧毁粮仓的痕迹，而粮仓外的石壁上，有人用炭笔写着宁为魏民，不做蜀虏——字迹虽已模糊，却足以说明民心所向。

当一个政权把兴复汉室的理想，变成了百姓肩上的重负；当的旗帜，遮不住十室九空的现实，那么即便是谯周不写《仇国论》，也会有李周、王周站出来，说出百姓想说的话。毕竟，对百姓而言，或的名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不能吃饱饭、能不能安稳过日子。

四、历史的镜鉴：《仇国论》背后的警示

夕阳西下时，沈砚之将《仇国论》抄本放回展柜，与《出师表》的拓片并排陈列。两卷文书，相隔四十三年，却道尽了一个王朝的兴衰：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的执着，到了谯周的《仇国论》里，变成了疲民之力，竭民之财的反思；前者的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，终究抵不过后者的民心向背，天命所归。

其实谯周的《仇国论》，从来不是劝降书，而是诊断书沈砚之在笔记上写下结语，它指出的，是蜀国因内外失衡（荆州与益州的矛盾）、劳民过度（连年北伐的消耗）、统治失据（士族与百姓的离心）而走向灭亡的根本症结。而这些症结，早在刘备入蜀时就已埋下，只是到了后蜀时期，终于积重难返。

苏临洲望着文庙里的古柏，补充道：就像这柏树，根若烂了，再茂盛的枝叶也会枯萎。蜀国的根，就是民心；民心散了，再险的蜀道、再忠的将士，也挡不住历史的洪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