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3章 士风之颓：从“匡扶汉室”到“苟且偷安”（2/2）

最令人齿冷的是成都城内的士人反应。邓艾兵临城下时，刘禅召集百官议事，谯周力主投降，说“若降魏，陛下可封王爵，臣等亦可不失郡守之位”；其他大臣竟纷纷附和，连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都沉默不语。只有北地王刘谌哭着说“若降，何面目见九泉之下的先帝”，却无人响应，最终刘谌杀妻灭子，自刎于昭烈庙，成了蜀汉末年少有的烈节之士。

三、担当的缺失：从“以天下为己任”到“各扫门前雪”

建安十九年，刘备入蜀时，益州士人多有“匡扶天下”之志。广汉学者秦宓虽不仕刘璋，却主动拜见刘备，献上《蜀地舆图》，说“明公若能兴复汉室，宓愿为前驱”；蜀郡太守许靖，虽曾想投降曹操，被刘备斥责后，仍尽力辅佐，主持制定了蜀汉的礼仪制度。那时的士人，即便有私念，也多能以“天下天下”为先。

诸葛亮更是以“担当”为士人之表率。他“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”，明知北伐艰难，仍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；他曾因错用马谡自贬三级，又因李严谎报军情将其罢黜，这种“严于律己、勇于担责”的作风，深深影响了士人群体。建兴年间，官员们“闻过则喜”“知难而进”，连小吏都敢上书直言朝政得失。

担当的缺失，源于“多做多错”的避祸心态。延熙年间，费祎被刺后，朝中无人敢主政，刘禅竟让宦官黄皓参与决策。黄皓心胸狭隘，对直言进谏者多有打压——侍中董允因多次弹劾黄皓，被排挤出京；尚书郎罗宪因反对黄皓提拔亲信，被贬为巴东太守。这种“言则有罪，默则无过”的氛围，让士人渐渐学会了“沉默是金”。

景耀年间，士人们更是将“各扫门前雪”奉为圭臬。朝堂上，没人敢提“削减后宫用度以充军饷”，怕触怒刘禅；没人敢弹劾黄皓“卖官鬻爵”，怕遭报复；甚至没人敢提醒姜维“汉中防线空虚”，怕被指责“干预军务”。正如老将廖化感叹的：“昔日丞相在时，朝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，却句句为国；如今人人闭口不言，看似和睦，实则各怀私心，国将不国矣！”

这种缺失在战时暴露无遗。钟会大军攻阳平关时，守将傅佥战死，而负责粮草运输的督运官苟安却因“怕担延误军粮之罪”，竟谎称“姜维谋反”，导致刘禅急召姜维回师，错失了救援阳平关的时机；邓艾兵临成都时，城内尚有精兵数万，粮草可支三月，可官员们却纷纷劝降，说“若抵抗，城破后玉石俱焚，不如降魏以求保全”。

有个细节令人唏嘘：刘禅投降后，邓艾在成都举行受降仪式，蜀汉的文官武将竟“皆喜形于色”，唯有几个老臣垂头丧气。邓艾的谋士观察后对他说：“蜀之士人，久无忠义之心，多趋利避害之徒，如此之国，安得不灭？”

四、士风与国运：精神支柱的崩塌

成都城破三个月后，太学的博士们开始为曹魏编撰《蜀地风物志》。有人在书中写道：“蜀自先主起，赖士人之力而兴，至后主时，士人偷安，国遂亡。”这句话道破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：一个国家的灭亡，往往先从精神支柱的崩塌开始，而士风的沉沦，正是精神支柱腐朽的最直接体现。

从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，到“天命归魏”的妥协；从“宁死不降”的气节，到“望风归命”的苟且；从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，到“各扫门前雪”的自私，蜀汉士风的每一步沉沦，都在抽走这个国家的精神筋骨。当最该坚守信念、最该挺身而出的群体都选择了妥协与逃避，即便没有邓艾、钟会的大军，蜀汉的崩塌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诸葛亮曾在《诫子书》中说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，他或许希望士人们能在乱世中保持清醒与坚守，可他终究没能阻止理想在现实面前的褪色。毕竟，在连年征战的疲惫、派系倾轧的内耗、帝王昏庸的失望中，坚守太难，妥协太易。

多年后，陈寿在编撰《三国志·蜀书》时，特意为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等立传，赞其“有古之良将贤臣之风”，而写到后主年间的士人时，却多是“性谨慎，少言语”“明哲保身”之类的评语。字里行间，藏着一个史家对时代士风的无奈与叹息——一个失去了精神追求的群体，终究无法支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。

秋风掠过成都的城墙，大学里的辩论声早已消散。那些曾经热议“降魏利弊”的博士们，有的成了曹魏的郡守，有的归隐田园，只有昭烈庙前的柏树，还在风中低语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个“汉贼不两立”的年代，那些曾为理想燃烧过的灵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