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3章 士风之颓：从“匡扶汉室”到“苟且偷安”（1/2）

景耀六年的正月，成都的太学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辩论。博士们围绕“当今天下，汉室是否可兴”展开争论，多数人却避而不谈北伐的艰难，反而热议“若魏蜀合一，益州士族当如何自处”。有个年轻的博士忍不住拍案：“先主创业艰难，丞相鞠躬尽瘁，尔等竟思苟合？”话音未落，便被众人斥为“迂腐”。

这场辩论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蜀汉末年士风的沉沦。曾经，“兴复汉室”是支撑蜀地士人舍生忘死的精神旗帜——关羽“威震华夏”时，多少人为之热血沸腾；诸葛亮“六出祁山”时，多少人愿效犬马之劳。可到了后主年间，这面旗帜渐渐褪色，取而代之的是“明哲保身”的算计、“依附强者”的现实，连最该坚守气节的士人阶层，都弥漫着一股颓败之气。

一、理想的消解：从“汉贼不两立”到“天命已归魏”

建安二十五年，曹丕篡汉称帝的消息传到成都，刘备在武担山登基时，群臣痛哭流涕，誓要“讨贼复国”。那时的蜀汉士人，普遍相信“汉室虽衰，天命未改”，连益州本地大儒秦宓都上表称“曹丕篡逆，天人共愤，我主应承继大统，以安四海”。这种对“汉室正统”的认同，是蜀汉立国的精神根基。

诸葛亮将这种认同推向了极致。他在《出师表》中写道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，不仅是政治口号，更是深入士人骨髓的信念。建兴年间，丞相府的掾属多是“自比管乐”的理想主义者——马谡虽失街亭，却至死不忘“克复中原”；张嶷驻守南中十五年，临终遗书仍劝姜维“莫忘北伐”。那时的朝堂，即便有分歧，也多是“如何兴汉”的策略之争，而非“是否兴汉”的道路之辩。

理想的消解，始于一次次北伐失利的打击。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，蜀军撤回时，沿途百姓“焚香哭送”，许多士人自发披麻戴孝；可到了延熙十九年姜维大败于段谷，死者数万，成都街头竟有人编出“维亡蜀”的童谣。当“兴复汉室”的希望一次次破灭，士人的信念便在现实面前逐渐崩塌。

更致命的是“天命论”的蔓延。景耀元年，有个叫谯周的大儒撰写《仇国论》，文中借“因余之国”（暗指蜀汉）与“肇建之国”（暗指曹魏）的寓言，说“小国若不知量力，屡犯大国，必遭覆灭”，实则否定北伐的合理性。此文在士人中广为流传，连尚书令樊建都私下赞叹“谯公之言，深合时务”。

士人们开始公开讨论“天命归魏”。光禄大夫谯周在朝堂上直言“曹丕篡汉虽逆，然魏承汉土，民渐归心，此天命也”；博士李譔甚至引用谶纬之说“代汉者，当涂高也”，称“当涂高者，魏也，此乃天意”。这些言论若放在建兴年间，定会被斥为“妖言惑众”，可在景耀年间，却成了“洞察时务”的明见。

理想消解的直接后果，是士人对朝廷的疏离。姜维北伐时，请求太学推荐有勇有谋的生员从军，应者寥寥；而当曹魏使者秘密入蜀招揽人才时，竟有不少士人暗中递交名帖。正如郤正在《士风论》中痛斥的：“昔日闻北伐则喜，今日闻北伐则惧；昔日言汉室则敬，今日言汉室则笑，世道何至于此！”

二、气节的沦丧：从“宁死不降”到“望风归命”

建安二十四年，关羽败走麦城，孙权遣使劝降，关羽怒斥“碧眼小儿，安敢劝我降”，最终被杀；章武二年，刘备在夷陵战败，牙门将傅肜断后，吴军劝降，傅肜骂道“吴狗！何降之有”，力战而亡。那时的蜀汉士人，多以“气节”为重，即便身陷绝境，也不愿屈膝。

这种气节在诸葛亮治下得到强化。他制定的《蜀科》明确规定“忠臣烈士，赏及子孙；降敌叛逃，族诛无赦”，并亲自为战死的将领撰写碑文，将其牌位送入太庙。建兴九年，武都太守陈式被俘，宁死不降，诸葛亮追封其为“忠侯”，其子陈寿（即《三国志》作者）虽年幼，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。这种“重气节、轻生死”的导向，让士人群体多有风骨。

气节的沦丧，始于对“实用主义”的过度推崇。蒋琬、费祎执政时，为了稳定局势，对降将采取“宽容政策”——延熙七年，魏将郭循投降，费祎不仅不治其罪，反而任为左将军，最终导致自己被刺杀。这种“以利诱人，以恩容叛”的做法，渐渐让士人觉得“投降并非耻辱，保全自身才是明智”。

到了景耀年间，投降竟成了“识时务”的表现。景耀五年，沓中守将句安因粮草断绝降魏，朝廷不仅没追究其家人，黄皓反而称其“为保士卒性命，不得已而降，情有可原”；同年，南中督将霍弋的部将王素降吴，霍弋竟上书为其辩解“素乃良将，只因与同僚不和，暂避锋芒”。这种对投降的纵容，彻底瓦解了士人的气节防线。

邓艾偷渡阴平时，这种沦丧达到了顶峰。江油守将马邈本可坚守待援，却对左右说“魏强蜀弱，早降晚降皆降，不如早降保全家产”，开门献城；绵竹之战，诸葛瞻战死，其子诸葛尚叹道“父子荷国重恩，不早斩黄皓，以致今日，何面目见先帝”，力战而亡，可他的部将李球、张遵等却纷纷投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