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2章 庙堂之隙：权力结构的崩解与决策失能（2/2）

三、帝王失格：刘禅的“庸”与“私”

后世多骂刘禅“乐不思蜀”，却很少有人深究：这位蜀汉后主的“昏庸”，并非天生愚钝，而是在权力结构中逐渐养成的“逃避型人格”。章武三年他继位时年仅十七，诸葛亮“事必躬亲”的辅政模式，让他习惯了“垂拱而治”；蒋琬、费祎虽不如诸葛亮强势，却也将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这让刘禅从骨子里缺乏治国的责任感。

到了执政后期，刘禅的“私”彻底压倒了“公”。他最关心的不是边境战事，而是后宫的享乐——景耀年间，他下令在成都城南修建“昭仪殿”，耗资相当于十万士兵半年的军饷；为了给张皇后的妹妹选嫁妆，竟从军用仓库里调走了两百匹战马。黄皓正是看透了他的“好逸恶劳”，才敢肆意弄权——每次刘禅玩乐正酣时，黄皓就把难办的奏章延后禀报，久而久之，朝政便成了他的囊中之物。

更可怕的是刘禅的“是非不分”。侍中董允在世时，多次弹劾黄皓“干预朝政”，刘禅虽不高兴，却还能勉强容忍；董允一死，黄皓诬告尚书令陈祗“私通曹魏”，刘禅不经查实就将其下狱，直到陈祗病死狱中才发现是冤案，却也只是轻描淡写地“厚葬了事”。对于姜维的北伐，他既不全力支持，也不明确反对，时而听信黄皓“罢姜维兵”，时而又在姜维请战时“勉强应允”，这种摇摆不定让前线将士无所适从。

当邓艾兵临成都时，刘禅的决策更是暴露了其“只顾自身”的本性。北地王刘谌请求“背城一战，死社稷”，他骂道“竖子无知，徒害百姓”；光禄大夫谯周主张“降魏保身”，他立刻说“谯公之言，甚合朕意”。其实他心里清楚，一旦抵抗，自己的皇位和享乐便化为乌有；而投降曹魏，至少还能保住性命和财富。这种“以个人得失为先”的算计，彻底击碎了蜀汉最后的抵抗意志。

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：刘禅投降时，特意将自己的私库封存，清单上列着“金千斤，银五千斤，锦缎万匹”，这些财富足够支付成都守军半年的军饷，他却宁愿留给自己当“降礼”。而那些跟着他投降的大臣，多数也是抱着“保住家产”的心思——荆州集团的后裔想着“魏廷或能念及先世功勋”，益州士族则认为“降魏可保本土利益”，几乎没人想到“蜀汉”这两个字的分量。

四、历史的镜鉴：权力结构与国家命运

成都城破那天，有个老吏在废墟里捡到了一块建兴年间的石碑，上面刻着诸葛亮亲笔写的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”。老吏看着石碑上的字，忽然想起年轻时听父辈说过，丞相在世时，哪怕是深夜，丞相府的灯也亮着，官吏们抱着文书往来穿梭，没人敢懈怠。

从诸葛亮的“集权高效”，到蒋琬、费祎的“制衡乏力”，再到刘禅后期的“分权乱政”，蜀汉的权力结构演变，恰似一面镜子，照见了古代王朝兴衰的密码：当权力能集中于有能力、有担当的核心，且辅以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时，国家便能高效运转；而当权力分散于派系、被私利裹挟、失去统一的目标时，再坚固的江山也会轰然倒塌。

邓艾进入成都后，在丞相府的旧档案里发现了一份诸葛亮的《劝农令》，末尾写着“为君者，当知民之疾苦；为臣者，当思国之安危”。这句话被墨迹洇了又洇，显然是反复修改过的。或许诸葛亮早就预见到了后来的结局，只是他没能找到一种能让蜀汉权力结构长治久安的办法——毕竟，在“家天下”的制度里，权力的良性运转，终究太依赖统治者的个人品质了。

夜色降临时，邓艾下令封存蜀汉的宗庙。太庙的梁柱上，还挂着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的牌位，在摇曳的烛火下，那些名字显得格外模糊。城外传来魏军的欢呼声，城内却一片死寂，只有几个老臣对着牌位默默垂泪。他们或许在想，如果当初……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。

权力的裂痕一旦产生，坍塌只是时间问题。蜀汉的灭亡，从来不是某一场战役的失败，而是从庙堂之上的权力结构开始，一点点烂到了根里。而这种溃烂的根源，藏在每一次决策的私心、每一次派系的倾轧、每一次对民力的漠视里，直到最后，连最坚固的堡垒，都从内部被彻底攻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