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1章 蜀地积弊：从民力枯竭到人心离散（1/2）

成都的夏夜总是带着潮湿的闷热，即便是宫城深处的偏殿，也难挡这股从街巷里蒸腾上来的暑气。后主刘禅烦躁地推开案上堆叠的奏章，那些关于粮草短缺、边军哗变的字句像蚊虫一样扰得他心神不宁。黄皓端来冰镇的蜜水，低声劝道：“陛下，丞相府送来的急报无非是老生常谈，姜维将军在沓中屯田，总能筹些粮米，何必为此伤神？”

刘禅瞥了眼那碗泛着甜香的蜜水，忽然想起建兴年间，丞相诸葛亮每次入宫议事，案上永远是粗瓷茶碗，里面泡着最便宜的蜀地老茶。那时的宫城虽简朴，却总透着一股向上的劲儿，如今雕梁画栋越发精致，心里的空落却越来越大。他摆摆手让黄皓退下，独自走到窗前，望着天边那轮被云气遮得朦胧的月亮，忽然念起一句诗：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……”

这句诗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蜀地积弊的沉重大门。

一、力竭的土地：从天府之国到凋敝之壤

章武三年，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，曾握着诸葛亮的手叹息：“朕昔年入蜀，见成都平原沃野千里，以为可成霸业根基，如今看来，这土地怕是被战事榨干了。”那时的蜀地，虽经刘璋父子数十年经营，却已在赤壁之战后接连遭遇荆州失守、夷陵大败，青壮劳力折损过半，良田因无人耕种而大片荒芜。

诸葛亮执政后，推行“军屯”与“民屯”并行的政策，在汉中、沓中开辟屯田区，试图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。建兴五年，丞相府掾属张裔在《蜀地农桑考》中记载：“汉中屯田区岁入粟米三十万斛，可支十万军三月之需。”这样的数字曾让蜀汉君臣看到希望，可随着北伐次数增多，军屯的粮食越来越多地被直接送往前线，留给百姓的份额逐年递减。

延熙十年，蜀郡太守王嗣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：“成都周边百里，农户十户有六户无存粮，春耕时竟有妇孺采野菜为食。”这份奏书被当时主持朝政的费祎压了下来，理由是“不宜惊扰圣听”。事实上，费祎并非不知民间疾苦，只是北伐的军费缺口越来越大，除了从百姓手中征调，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。

蜀地的赋税之重，在三国中是出了名的。曹魏推行“收编流民，轻徭薄赋”，孙吴依靠江东士族支持，赋税相对均衡，而蜀汉的赋税几乎全部压在普通农户身上。根据出土的郫县犀浦簿记载，蜀汉农户除了缴纳粮食，还要承担“算赋”“口赋”“更赋”等十余种苛捐杂税，甚至连家中的牛、鸡、布帛都要折算成钱上交。有农户为了避税，不得不举家逃入深山，与蛮夷杂居，导致户籍上的“编户齐民”数量逐年减少——建兴元年蜀汉有户二十万，到景耀元年只剩十二万，短短三十年减少近四成。

更致命的是土地兼并。蜀汉的开国功臣和本地士族利用特权大量兼并土地，比如张飞的次子张绍在巴西郡占有良田千顷，李严在犍为郡的庄园横跨三县。这些士族不仅不纳税，还会奴役流民耕种，形成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的局面。姜维曾试图打击士族势力，却因缺乏朝廷支持而不了了之，反而被士族联合弹劾“穷兵黩武，罔顾民生”。

到了景耀年间，蜀地的土地已经无力承载沉重的负担。时任户部尚书的郤正曾在《与姜维书》中痛陈：“南中诸郡，往年征发的青壮至今未归，春耕时田地多由老弱耕种，亩产不足建兴时之半。若再兴兵，恐民变四起。”可此时的姜维正执着于北伐，将这份警告当作了耳旁风。

二、离散的人心：从上下同心到各自为营

建安十九年，刘备率军攻入成都时，城中百姓曾夹道欢迎。那时的蜀汉，代表着“兴复汉室”的希望，无论是外来的“荆州集团”，还是本地的“益州集团”，都愿意为这个目标暂时放下分歧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份同心同德渐渐被猜忌与隔阂取代。

诸葛亮在世时，凭借个人威望维系着各方平衡。他重用荆州旧部如蒋琬、费祎，也提拔益州士族如张裔、杨洪，甚至对降将如姜维、王平也委以重任。但这种平衡的基础是“北伐”这个共同目标，一旦目标的合理性受到质疑，平衡便会摇摇欲坠。

蒋琬、费祎执政时期，开始有意识地限制益州士族的权力。延熙六年，益州人李邈因弹劾诸葛亮“专权”被处死，此事在益州士族中引起轩然大波，不少人私下抱怨“外来者终究信不过本地人”。到了姜维掌权，这种矛盾更加激化——姜维是凉州人，既不属于荆州集团，也不被益州集团接纳，他只能依靠北伐来巩固地位，这让本就对战争不满的益州士族更加抵触。

景耀四年，发生了一件让人心寒的事。南中都督霍弋请求入朝述职，却被黄皓以“南中蛮夷需镇守”为由拒绝。霍弋是益州本地士族，其祖父霍峻曾为蜀汉立下大功，连他都被排挤在权力中心之外，可见益州集团与朝廷的裂痕已深。当时有民谣传唱：“蜀道通，蜀心不通；成都富，百姓穷。”这短短十六字，道尽了人心离散的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