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1章 蜀地积弊：从民力枯竭到人心离散（2/2）

百姓对朝廷的失望更是显而易见。建兴年间，诸葛亮北伐时，常有百姓主动送粮到军营，甚至有少年自告奋勇参军；可到了景耀年间，姜维在沓中屯田，竟需要派兵强制征调农户参与，稍有反抗便以“通魏”论处。绵竹县有位叫陈寿的小吏（后来的《三国志》作者），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乡邻谈及北伐，皆面露惧色，言‘宁为魏民，不做蜀虏’，闻之令人痛心。”

这种人心离散在官员中也蔓延开来。景耀五年，沓中守将句安因粮草断绝投降曹魏，他在投降书中写道：“我等戍边数年，粮饷不继，家中妻儿无以为生，朝廷却只催战，不恤下情，何忍再战？”类似的投降在蜀汉末年屡见不鲜，连曾经誓死效忠刘备的关羽旧部，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归顺曹魏。

最讽刺的是，当邓艾大军兵临成都城下时，朝廷中主张抵抗的竟寥寥无几。益州士族代表谯周力主投降，他在朝堂上说道：“蜀汉立国四十载，战事不断，百姓早已不堪重负。若再战，成都必遭屠戮，不如降魏，可保百姓平安。”这番话竟得到了多数大臣的附和，连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哭着劝谏“背城一战”，都无人响应。

三、无解的困局：地理枷锁与战略迷失

诸葛亮在《后出师表》中写道：“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。”这句话道出了蜀汉的战略困境——偏居蜀地，若不主动出击，迟早会被曹魏吞并。可蜀地的地理环境，又给北伐套上了沉重的枷锁。

蜀道之难，不仅是外敌难以攻入，也是蜀军难以出去。每次北伐，蜀军都要翻越秦岭，粮草运输耗费巨大。建兴六年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仅运输粮草就征调了十万民夫，民夫的口粮消耗甚至超过了士兵。后来诸葛亮发明“木牛流马”，也只能缓解部分压力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更要命的是，蜀地的人口基数远不如曹魏。蜀汉灭亡时，全国总人口约九十四万，而曹魏有四百四十三万，双方兵力对比更是悬殊（蜀汉十万对曹魏六十万）。在冷兵器时代，人口就是生产力，就是战斗力，这种差距几乎是致命的。诸葛亮、姜维的北伐，本质上是用有限的资源与强大的对手拼消耗，如同“以卵击石”。

可蜀汉又不能不北伐。从政治层面讲，“兴复汉室”是蜀汉的立国之本，一旦放弃北伐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割据政权，合法性荡然无存。从现实层面讲，曹魏的国力一直在增长，若放任其发展，蜀汉只会灭亡得更快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困局：北伐会加速国力耗尽，不北伐则坐以待毙。

姜维的战略失误更是加剧了这个困局。他放弃了诸葛亮“稳扎稳打，以攻为守”的策略，改为“敛兵聚谷，诱敌深入”，将主力收缩到沓中屯田，导致汉中防线空虚。景元四年，钟会大军轻易突破阳平关，正是因为汉中守将蒋舒投降——而蒋舒投降的原因，是姜维剥夺了他的兵权，让他心生怨恨。

当邓艾偷渡阴平，穿越七百里无人区时，蜀汉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。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关隘、堡垒，因为兵力不足、粮草短缺，大多望风而降。江油守将马邈投降时说的话，或许最能代表当时蜀军的心态：“我守此城三年，粮饷从未足额发放，士兵早已无战心，不降何待？”

成都城内，刘禅最终采纳了谯周的建议，下令投降。当他在降书上签下名字时，窗外的月亮恰好挣脱云气，露出惨白的光。这月光照在空荡荡的宫殿里，照在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的奏章上，也照在蜀地这片疲惫的土地上——这片曾孕育过三星堆文明、见证过公孙述称帝的土地，终于在连年的征战与内耗中，耗尽了最后一丝元气。

夜色渐深，刘禅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刘备曾抱着他站在成都城头，指着远方的田野说：“阿斗你看，这蜀地的百姓，就是我们的根基。根基稳了，国家才能长久。”那时的田野里，麦浪翻滚，炊烟袅袅，如今却只剩下荒芜与萧索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将降书推到案前，仿佛推走了一个沉重而无望的时代。

蜀地的夜，依旧闷热，只是再也听不到北伐的号角，只剩下远处传来的、百姓稀疏的哭声，在寂静的街巷里，久久回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