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第208章 庙堂之衰（2/2）

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当邓艾兵临成都城下时，朝堂之上的争论暴露了蜀汉决策层的彻底瘫痪。光禄大夫谯周力主投降，声称“降魏可保蜀民无虞”；宗室刘谌则哭谏“当背城一战，死而后已”；刘禅却在“降”与“战”之间犹豫不决，最终采纳谯周的建议，遣使奉玺绶降魏。此时的蜀汉，并非无兵可用——南中都督霍弋尚有万余兵马，姜维在剑阁仍能与钟会对峙，却因庙堂已无战心，最终“将士咸怒，拔刀砍石”而无力回天。

三、民心离散与正统性消解

“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”，这是诸葛亮在《后出师表》中喊出的口号，也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基石。刘备以“中山靖王之后”的身份自居，称帝时定国号为“汉”，意在继承东汉正统；诸葛亮六出祁山，姜维九伐中原，皆以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为旗帜，试图以军事胜利强化政权的正统性。

然而，到了蜀汉后期，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已逐渐失去民心。自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赤壁之战至景耀六年（公元263年）蜀亡，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让益州百姓疲惫不堪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承认“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”，却仍坚持北伐；姜维继承其志，却“屡战屡败，耗竭民力”。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注引《蜀记》记载，蜀汉灭亡时，益州户数仅二十八万，人口九十四万，却要供养十万二千军队、四万官吏，平均每九人便需负担一名士兵或官吏，民生之艰可想而知。

更致命的是，益州本土士族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日益淡薄。刘备入蜀时，曾对益州士族采取高压政策，“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”，幸得赵云劝谏才作罢；诸葛亮治蜀时虽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”，却因“刑法峻急”遭谯周等士人非议。到了刘禅时期，黄皓专权、朝政腐败，益州士族更是对蜀汉政权彻底失望。当邓艾兵临城下时，谯周以“若降魏，蜀地可免兵戈之祸”为由力主投降，实则反映了益州士族“厌战求安”的普遍心态——对他们而言，无论是姓“刘”还是姓“曹”，只要能结束战乱，保住家族利益，便已足够。

正统性的消解，最终体现在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上。泰始七年（公元271年），刘禅在洛阳参加司马昭的宴会，当被问及“颇思蜀否”时，竟答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。这句看似昏聩的回答，实则道破了蜀汉政权的本质——当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被遗忘，当庙堂之上的决策者们只顾眼前的安逸，这个曾经以“正统”自居的政权，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灵魂。

结语

成都城内的秋风，最终吹落了蜀汉的旗帜。当姜维在剑阁听闻刘禅投降的消息时，仰天长叹“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臣等力竭，愧对先帝”，却不知蜀汉的灭亡，并非始于战场的溃败，而是始于庙堂的衰败。从相权旁落导致的中枢失衡，到人才凋零引发的决策失据，再到民心离散带来的正统性消解，这座由刘备、诸葛亮等一代人苦心经营的政权，终究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了终点。

蜀亡之后，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《汉晋春秋》中感叹“汉祚虽衰，天命未改”，试图为蜀汉的正统性辩护。但历史的真相或许更为残酷：一个政权的存亡，从来不是靠“天命”或“正统”维系，而是取决于庙堂之上是否有“忧国如家”的贤臣，取决于决策者是否能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，取决于能否真正赢得民心。蜀汉的灭亡，与其说是败给了曹魏的强大，不如说是败给了自身的衰败——当庙堂成为权术的角斗场，当理想被现实的苟且吞噬，即便是诸葛亮再世，恐怕也难挽狂澜于既倒。

紫宸殿内的争论终于平息，刘禅颤抖着在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殿外的阳光透过窗棂，照在积满灰尘的“汉”字龙旗上，昔日的辉煌与荣耀，终究在这一刻化为尘埃。而这段兴衰的往事，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褶皱里，警示着后世：庙堂之衰，才是亡国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