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3章 才俊凋零：人才体系的崩塌与战略决策的失据（1/2）

一、“荆州失血”后的人才断层：核心群体的老化与后继乏力

蜀汉政权的人才结构，自始至终带着“荆州烙印”。刘备在荆州经营十余年（201-211年），吸纳了诸葛亮、庞统、蒋琬、费祎、董允等核心人才，形成了“荆州系”为骨干的谋士集团，以及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组成的军事核心。这些人才不仅是蜀汉立国的根基，更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人才梯队——既有运筹帷幄的战略家，也有镇守一方的将领，还有处理政务的能吏。

然而，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荆州的丢失，不仅是地缘战略的重创，更是人才体系的“失血式打击”。关羽、关平父子战死，潘濬等荆州官员降吴，使得蜀汉失去了一批成熟的军政人才。更致命的是，荆州作为人才输送基地的功能彻底丧失，蜀汉从此只能依赖益州本土与少数外来降将补充人才，人才来源的萎缩成为不可逆的趋势。

诸葛亮执政时期，虽试图通过“举贤任能”弥补缺口，但其选拔范围仍局限于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的交集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载其“亲理细事”，一方面体现了勤政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对本土人才的不信任——他更倾向于提拔“旧部故吏”，如将蒋琬从尚书郎逐步擢升为长史，将费祎从舍人提拔为参军，这种“内部循环”的选拔模式，导致人才结构日益固化。

到了蜀汉中期（234-253年），人才断层的问题开始显现。蒋琬、费祎虽能维持大局，但缺乏诸葛亮的战略魄力与整合能力；军事上，关羽、张飞的后代关兴、张苞早逝，赵云、马超等老将凋零，只能依赖魏延、姜维等将领支撑。其中，魏延因“性矜高”与文官集团矛盾尖锐，最终被以“谋反”罪名诛杀，进一步削弱了军事力量。

蜀汉后期（253-263年），人才凋零的局面已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记载，当时民间有“前有王、句，后有张、廖”的谚语，王甫、句扶、张翼、廖化虽为忠勇之士，但与前期的“五虎上将”相比，军事才能相去甚远，故有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作先锋”的慨叹。这种人才断层，使得蜀汉在面对曹魏的军事压力时，既缺乏运筹帷幄的统帅，也缺乏能独当一面的将领，战略决策屡屡失据。

二、“九品中正”的缺席：人才选拔机制的缺陷与士族疏离

曹魏在延康元年（220年）由陈群创立“九品中正制”，通过“中正官”品评人才，将士族阶层纳入选官体系，既巩固了统治基础，也提升了人才选拔的效率。而蜀汉始终未能建立类似的制度化选官机制，其人才选拔长期依赖“荐举制”与“军功制”，这种非制度化的模式，既难以吸纳益州本土士族，也无法形成稳定的人才梯队。

诸葛亮时期的“荐举制”，本质上是“唯贤是举”的理想主义实践。他在《出师表》中推荐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“贞良死节之臣”，强调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，但这种依赖个人识鉴的选拔方式，容易受到主观偏好的影响。事实上，诸葛亮所荐举的人才，多为荆州集团成员或其亲信，如蒋琬、费祎均为其“府吏”出身，益州本土人士极少能进入推荐名单。

“军功制”则与蜀汉的“北伐战略”紧密绑定。姜维、夏侯霸等降将之所以能崛起，正是因为北伐提供了军功晋升的通道。但这种模式存在明显缺陷：一方面，频繁的战争导致人才损耗过快，如张嶷在平定南中时“战没”，傅佥在阳安关之战中战死；另一方面，过度依赖军功容易滋生“重军事、轻民政”的倾向，使得蜀汉后期缺乏擅长治理民生的能吏，加剧了经济困局。

与曹魏相比，蜀汉的人才选拔机制对士族阶层缺乏吸引力。益州本土士族以谯周、文立为代表，多为儒学世家，注重“门第”与“声望”，而蜀汉的选官标准更看重“忠诚”与“军功”，与士族的价值取向存在冲突。九品中正制在曹魏的推行，让中原士族通过“品评”获得了政治话语权，而蜀汉的益州士族却始终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，这种制度性的排斥，使得他们对蜀汉政权日益疏离。

到了蜀汉末期，人才选拔机制几乎陷入瘫痪。黄皓专权时，“亲小人，远贤臣”，通过私人关系提拔阎宇等亲信，排挤姜维等有才能的将领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董允传》记载，董允之子董宏因依附黄皓而被擢升为黄门侍郎，而正直大臣罗宪则因反对黄皓被贬斥，这种“任人唯亲”的风气，彻底摧毁了蜀汉的人才生态，使其在危难之际“无可用之才”。

三、战略决策的代际断裂：从“隆中对”到“敛兵聚谷”的逻辑迷失

蜀汉的战略决策，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，这种差异背后是人才结构与认知水平的断层。诸葛亮时期的战略虽未完全实现，但始终围绕“兴复汉室”的核心目标，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；而蒋琬、费祎时期转向保守，姜维时期则趋于激进，战略逻辑的断裂加速了蜀汉的衰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