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3章 才俊凋零：人才体系的崩塌与战略决策的失据（2/2）

诸葛亮的战略决策基于对天下大势的清醒认知。《隆中对》提出“跨有荆、益，联吴抗曹”，是在实力弱势下的最优选择；荆州丢失后，他迅速调整为“以攻为守”，通过北伐牵制曹魏，争取战略主动。其决策特点是“稳健中求突破”，如第一次北伐选择祁山，利用“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叛魏应亮”的机会扩大战果，虽因马谡失街亭而失败，但战略思路清晰。

蒋琬、费祎时期的战略转向“保守防御”，这与两人的性格及对国力的认知有关。蒋琬曾提出“乘水东下，袭魏兴、上庸”的计划，但因“旧疾连动，未得实施”，且朝臣多认为“水路险远，非长策”，最终作罢。费祎则明确主张“保境安民，以待其变”，多次限制姜维的北伐规模，史载“维每欲兴军大举，费祎常裁制不从，与其兵不过万人”。这种保守战略虽在短期内减轻了经济压力，但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，使得曹魏得以从容发展国力。

姜维执政后的战略决策则陷入“激进冒进”的误区。他改变诸葛亮“稳扎稳打”的战术，采用“敛兵聚谷”的策略，放弃汉中的外围据点，将兵力集中于汉城、乐城，试图诱敌深入后“关门打狗”。这一策略看似创新，实则违背了汉中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地理特点，也忽视了蜀汉兵力不足的现实。景元四年（263年），钟会大军轻易突破汉中防线，正是“敛兵聚谷”策略的直接恶果。

战略决策的代际断裂，本质上是人才体系崩塌的表现。诸葛亮之后，蜀汉缺乏既能理解“兴复汉室”战略目标，又能根据实际调整战术的统帅型人才。蒋琬、费祎有守成之才却无开拓之志，姜维有军事勇力却无全局视野，这种“人才错配”导致战略决策要么保守僵化，要么激进冒险，最终将蜀汉推向了灭亡的深渊。

四、“降将困境”与内部信任危机：外来人才的融入障碍

蜀汉后期的人才补充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曹魏降将，如姜维（天水人）、夏侯霸（沛国人）、王含（太原人）等。这些降将的到来，虽在短期内填补了人才缺口，但也引发了新的矛盾——“本土派”与“降将派”的信任危机，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分裂。

姜维是降将群体的代表，也是信任危机的集中体现。他自延熙元年（238年）归蜀后，凭借军事才能逐渐崛起，但始终未能真正融入蜀汉的权力核心。诸葛亮曾评价他“忠勤时事，思虑精密”，但蒋琬、费祎对其始终保持警惕，费祎甚至明确告诫他“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，丞相犹不能定中夏，况吾等乎？且不如保国治民，敬守社稷”。这种不信任，使得姜维的北伐计划屡屡受阻。

黄皓专权时期，对降将的排挤达到顶峰。他与诸葛瞻、董厥等“本土派”勾结，试图以阎宇取代姜维，理由是“维好战无功，国内疲弊”。姜维被迫“沓中种麦”以避祸，导致蜀汉的军事部署陷入混乱。这种内部倾轧，不仅削弱了军事力量，更让降将群体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归属感——夏侯霸降蜀后虽被封为车骑将军，但“常忧国之危，不遑宁处”，最终“忧愤而死”，便是典型例证。

降将群体的融入障碍，反映了蜀汉人才体系的封闭性。与曹魏“唯才是举”、吸纳各方人才（包括蜀汉降将如孟达）不同，蜀汉对降将始终保持“既利用又防范”的态度，未能建立起包容的人才文化。这种封闭性，使得降将的军事才能无法充分发挥，反而成为内部矛盾的催化剂，在关键时刻加速了政权的崩溃。

五、历史的镜鉴：人才生态与战略韧性的深层关联

蜀汉的灭亡，从人才角度看，是一个“人才造血能力丧失—战略决策失据—内部信任崩塌”的连锁反应过程。荆州的丢失切断了人才源头，选拔机制的缺陷导致本土人才被排斥，降将群体又难以融入，最终形成“无人可用”的困境；而战略决策的代际断裂，则使得蜀汉在面对曹魏的压力时，既缺乏长远规划，又无法做出有效应对。

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：一个政权的兴衰，终究系于“人”的因素。无论是人才的数量与质量，还是人才的使用与整合，都直接决定着战略的韧性与政权的活力。蜀汉的教训告诉我们：没有持续的人才补充机制，再辉煌的基业也会凋零；没有包容的人才文化，再优秀的个体也难以凝聚成力量。这不仅是三国时代的启示，更是穿越千年的历史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