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6章 余波未平：蜀汉覆灭后的权力重构与历史记忆（1/2）

炎兴元年（公元263年）的成都，秋意正浓。当后主刘禅率领太子、诸王及群臣“舆榇自缚”出城投降时，这支存续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，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然而，王朝的落幕并非故事的终结。曹魏对蜀地的接管、蜀地士族的命运流转、吴蜀联盟的彻底瓦解，乃至后世对“蜀汉正统”的反复争论，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：蜀汉的灭亡，如同投入历史长河的巨石，其激起的涟漪，远未随降表的签署而平息。

一、曹魏治蜀：从“军事占领”到“柔性整合”的策略转变

曹魏对蜀汉的接管，并非简单的“胜利者接管失败者”，而是一场复杂的权力重构。司马昭在出兵伐蜀前便定下“以抚为主，以威为辅”的策略，试图通过稳定蜀地秩序，为后续伐吴与篡魏积累资本。这种策略的转变，体现在对降君、降臣与地方势力的不同处置上，深刻影响了蜀地的战后格局。

对后主刘禅的处置，成为曹魏展示“宽仁”的重要符号。司马昭没有像历史上某些胜利者那样诛杀降君，反而封刘禅为“安乐县公”，食邑万户，赐绢万匹、奴婢百人。更具象征意义的是，他允许刘禅保留原蜀汉的宫室、僚属，甚至在洛阳为其修建府邸，使其“出入乘犊车，殿中置酒作乐”。这种“优待”并非出于仁慈，而是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：一方面向吴地传递“降者有赏”的信号，瓦解孙吴的抵抗意志；另一方面通过刘禅的“安乐”姿态，消解蜀地百姓对蜀汉的怀念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载“司马昭问禅曰：‘颇思蜀否？’禅曰：‘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’” 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，无论出于真心还是伪装，都完美契合了曹魏的政治需求。

对蜀汉降臣的安置，则体现了“分化拉拢”的策略。曹魏将蜀汉官员分为三类：核心重臣如樊建、张绍等，被征召至洛阳任职，明升暗降，置于监控之下；蜀地士族代表如谯周、杜琼等，因“劝降有功”受到封赏，谯周被封为阳城亭侯，继续留在蜀地参与地方治理，利用其影响力稳定人心；而姜维、廖化等主战派，则被剥夺兵权，随刘禅迁往洛阳，后因卷入姜维的复国计划（264年）被诛杀。这种“区别对待”既打击了蜀汉的抵抗势力，又拉拢了本土士族，迅速瓦解了潜在的反魏力量。

对蜀地的治理，曹魏则延续了诸葛亮“法治”与“德治”结合的思路，却更注重与本土势力的合作。司马昭任命原蜀汉巴东太守罗宪为陵江将军，镇守永安，因其“素得人心”且“熟悉蜀地军情”；又以魏将卫瓘为监军，总领蜀地军事，制衡地方势力。在经济上，曹魏废除了蜀汉的“直百钱”，恢复五铢钱流通，减轻赋税徭役，《晋书·食货志》载“魏克蜀，乃令蜀中铸钱，一依汉法，民赖其利”，这些措施迅速稳定了蜀地经济，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。

曹魏治蜀的高明之处，在于它没有将蜀地视为“征服地”，而是纳入“大一统”框架下进行整合。通过优待降君、拉拢士族、安抚百姓，曹魏在短短数年内便完成了对蜀地的有效统治，为后来西晋灭吴（280年）奠定了西南后方基础。这种“柔性整合”策略，对比蜀汉时期的“外来统治”，更易被蜀地社会接受，也从侧面印证了蜀汉灭亡的深层原因——未能真正融入本土，终究难以长久。

二、蜀地士族的命运流转：从“隐性抵抗”到“主动合作”的角色转换

蜀汉灭亡后，蜀地士族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。这个在蜀汉时期长期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的群体，终于在曹魏（西晋）的统治下获得了政治地位，其角色也从“隐性抵抗者”转变为“主动合作者”，这种转变深刻影响了蜀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走向。

谯周家族的际遇，堪称蜀地士族命运的缩影。谯周作为劝降的核心人物，在蜀汉灭亡后被封为阳城亭侯，其子谯熙袭爵，其孙谯秀在西晋时官至散骑常侍。更重要的是，谯周的学术思想得到官方认可，其《仇国论》中“小国不宜抗大国”的观点，被曹魏用作“灭蜀合法性”的理论支撑。这种“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认可”，让谯氏家族成为蜀地士族的领袖，也让其他士族看到了“合作”的甜头。

蜀地士族的政治地位，在西晋时期得到进一步提升。西晋建立后（266年），晋武帝司马炎推行“九品中正制”，蜀地士族凭借“乡品”优势进入仕途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西晋时期蜀地出身的官员中，担任太守以上职务者达三十余人，如蜀郡何攀官至司隶校尉，犍为李密官至汉中太守，巴西陈寿官至着作郎。这些人大多在蜀汉时期仅任地方小吏，西晋的提拔让他们对新政权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。

经济上，蜀地士族通过“土地兼并”与“商业经营”迅速恢复元气。蜀汉时期，刘备、诸葛亮推行“抑制豪强”政策，限制士族的土地扩张；而曹魏（西晋）对士族更为宽容，允许其合法兼并土地。至西晋初年，蜀地“士族庄园”已遍布成都平原，如蜀郡张氏“有田万顷，奴婢千人”，犍为杨氏“通商巴蜀，资产巨万”。经济实力的恢复，让蜀地士族成为支撑西晋在蜀统治的重要力量。

蜀地士族的角色转换，本质上是“利益驱动”的结果。在蜀汉时期，他们因“外来政权”的压制而选择“隐性抵抗”；当曹魏（西晋）给予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时，他们便迅速转向“主动合作”。这种转变并非“背叛”，而是古代士族“以家族利益为先”的本能选择。正如陈寿在《三国志·蜀书·谯周传》中所言“周体貌素朴，性推诚不饰，无造次辩论之才，然潜识内敏”，谯周的“推诚不饰”，实则是为家族与士族群体寻找最优出路。

蜀地士族的合作，为西晋稳定蜀地统治提供了保障。当西晋灭吴时（280年），蜀地未发生大规模叛乱，反而成为出兵荆州的后方基地，这与士族的支持密不可分。然而，这种“合作”也埋下了隐患——士族的过度扩张导致土地兼并加剧，最终引发了西晋末年的“流民起义”（301年李特起义），蜀地再次陷入战乱。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蜀地士族通过合作获得的利益，最终又因合作带来的弊端而丧失。

三、吴蜀联盟的彻底瓦解与孙吴的末日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