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6章 余波未平：蜀汉覆灭后的权力重构与历史记忆（2/2）
蜀汉的灭亡，直接导致了维持四十余年的吴蜀联盟彻底瓦解。对孙吴而言，这个消息如同“唇亡齿寒”的预警，却因内部矛盾与战略短视而未能及时调整，最终在西晋的进攻下重蹈蜀汉覆辙，成为三国时代的最后落幕者。
孙吴对蜀汉灭亡的反应，经历了从“震惊”到“麻木”的转变。景元四年（263年）冬，刘禅投降的消息传到建业，孙吴朝野震动。孙休曾计划出兵“救援”，实则想趁乱夺取蜀汉的巴东、建平二郡，却因军队行动迟缓而未果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三嗣主传》载“蜀亡，休大惧，遣五官中郎将薛珝聘于蜀，及还，休问蜀政得失，珝对曰：‘主暗而不知其过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闻正言，经其野民皆菜色。臣闻燕雀处堂，子母相乐，自以为安也，突决栋焚，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，其是之谓乎！’” 薛珝的话虽刻薄，却道出了孙吴对蜀汉灭亡的真实看法——既同情其遭遇，又庆幸其“自取灭亡”。
吴蜀联盟的瓦解，让孙吴陷入“独抗西晋”的绝境。西晋建立后（266年），晋武帝司马炎将“灭吴”定为首要目标，在荆州、扬州部署重兵。孙吴虽有长江天险，却因国力衰退、内部动荡而难以支撑。孙皓（264—280年在位）继位后，推行暴政，“好兴功役，数出广陵，百姓苦之”，又诛杀陆逊之子陆抗等重臣，导致军心涣散。当西晋大军南下时（280年），孙吴军队“望风而降”，正如薛珝所预言，沦为“燕雀处堂”的悲剧。
孙吴的灭亡，与蜀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：同样是“外来政权”（孙权家族出身淮泗）与本土士族（江东顾、陆、朱、张）的矛盾，同样因“穷兵黩武”（多次伐魏）消耗国力，同样在末年陷入“中枢失序”（孙皓暴政）。不同的是，孙吴比蜀汉多延续了十七年，这十七年的“末日余晖”，不过是西晋统一大势下的苟延残喘。
吴蜀联盟的彻底瓦解，标志着“三国时代”的终结。这个曾被诸葛亮视为“抗魏基石”的联盟，终究未能逃脱“利益至上”的宿命。当蜀汉灭亡、孙吴覆灭后，中国重新归于统一，而这段“合纵连横”的历史，也成为后世谈论“盟友关系”时的经典案例——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，这句名言在吴蜀联盟的兴衰中得到了完美印证。
四、历史记忆的塑造：“蜀汉正统论”的兴起与演变
蜀汉灭亡后，关于它的历史记忆并未随之消散，反而在后世不断被重塑。从西晋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到东晋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，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，“蜀汉正统论”的兴起与演变，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这段历史的价值判断，也让蜀汉的灭亡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事件，成为承载文化认同与政治理想的符号。
西晋时期，对蜀汉的评价以“否定”为主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将魏书列为“本纪”，蜀书、吴书列为“列传”，实则承认曹魏的正统地位。他评价刘备“机权干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宇亦狭”，评价刘禅“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，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”，虽客观记载了蜀汉史事，却暗含“蜀汉为割据政权”的定位。这种评价符合西晋的政治需求——西晋承魏而来，承认曹魏正统便是承认自身合法性。
东晋时期，“蜀汉正统论”开始抬头。习凿齿在《汉晋春秋》中提出“帝蜀寇魏”的观点，将蜀汉视为汉朝的延续，曹魏视为“篡逆”。这种转变与东晋的处境密切相关：东晋偏安江南，与蜀汉“偏安西南”相似，其统治者需要通过“尊蜀贬魏”来论证自身“正统”（虽偏安却为华夏正朔）。习凿齿在书中强调诸葛亮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，实则寄托了东晋士大夫“收复中原”的愿望。
宋元时期，“蜀汉正统论”成为主流。北宋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虽仍以曹魏纪年，却对诸葛亮多有褒扬；南宋朱熹则在《通鉴纲目》中明确“以蜀为正统”，将刘禅纪年置于曹魏之上。这种变化的背后，是两宋的政治困境：北宋与辽、西夏并立，南宋偏安江南，都需要通过“尊蜀”来强化“华夏正统”意识，对抗“异族政权”的合法性挑战。诸葛亮的“鞠躬尽瘁”与蜀汉的“悲壮灭亡”，成为激发民族情感的重要素材。
明清时期，“蜀汉正统论”通过通俗文学广泛传播。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以“拥刘反曹”为主线，将刘备塑造成“仁君”，诸葛亮塑造成“智圣”，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也被改编为“大智若愚”的伪装。这种叙事迎合了民众对“仁义”“忠义”的价值追求，也暗含了对明朝灭亡（清初）、清朝统治的微妙态度。至清末，“蜀汉正统论”甚至被革命党人借用，以“恢复汉室”为口号号召反清，让这段历史再次与现实政治产生关联。
历史记忆的塑造，从来都是“现实需求”的投射。蜀汉的灭亡，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意义：对西晋而言，它是“割据政权的终结”；对东晋而言，它是“偏安者的镜鉴”；对两宋而言，它是“正统意识的载体”；对明清民众而言，它是“忠义精神的象征”。这种不断被重塑的记忆，让蜀汉虽已灭亡，却始终“活”在历史中。
蜀汉的灭亡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，也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。从曹魏的柔性整合到蜀地士族的角色转换，从吴蜀联盟的瓦解到历史记忆的重塑，每一个环节都在诉说着：历史从不是孤立的事件，而是无数因果交织的延续。正如成都武侯祠的楹联所言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”，蜀汉灭亡的余波，早已超越了三国时代，成为后世治理者、研究者、创作者反复回望的镜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永远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