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3章 中枢失序：皇权旁落与官僚体系的腐朽（1/2）

蜀汉末年，成都朝堂之上的乱象早已不是秘密。后主刘禅宠信宦官黄皓，以致“皓专权，群臣多附之”；大将军姜维与黄皓势同水火，竟被逼至沓中屯田避祸；尚书令樊建、侍中张绍等重臣或沉默自保，或随波逐流。这种中枢权力的失序，绝非简单的“宦官乱政”所能概括，而是皇权弱化、派系倾轧与官僚体系整体腐朽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当决策核心失去效能，行政网络趋于瘫痪，即便没有外敌入侵，王朝的崩塌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一、皇权的“空心化”：后主刘禅的统治困境与权力让渡

刘禅的“昏庸”标签，早已被后世固化为蜀汉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。但细究史料便知，这位在位四十一年的君主，其统治历程实则充满了权力博弈的无奈。章武三年（223年），刘备临终托孤，“召亮于成都，属以后事，谓亮曰：‘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’” 这番话看似信任，实则为诸葛亮赋予了“摄政”的合法性，也为刘禅的皇权埋下了“先天不足”的隐患。

诸葛亮执政的十二年（223—234年），刘禅虽为皇帝，却“政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”。史载诸葛亮北伐前，曾上《出师表》，直言“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”，字里行间皆是对君主的训诫。这种“相父专政”的格局，虽维持了政权稳定，却让刘禅长期处于“见习君主”的状态，未能培养出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。建兴十二年（234年）诸葛亮病逝，刘禅试图收回权力，废除“丞相”一职，以蒋琬为大司马、费祎为大将军，分掌军政，形成“二相并置”的制衡格局，此举虽有强化皇权之意，却因缺乏政治根基而收效甚微。

蒋琬、费祎执政时期（234—253年），延续了诸葛亮的治国方略，刘禅仍未能真正亲政。延熙十六年（253年）费祎被刺身亡后，蜀汉中枢出现权力真空，刘禅试图提拔外戚与宦官填补空缺——以皇后之父张皇后的兄长张绍为侍中，又以宦官黄皓为中常侍、奉车都尉。这种选择看似荒诞，实则反映了刘禅的权力困境：荆州集团旧部多已凋零，蜀地士族难以信任，唯有外戚与宦官这类“私人亲信”可资利用。黄皓的崛起，本质上是皇权在缺乏官僚体系支持下的“畸形延伸”。

刘禅对黄皓的宠信，并非单纯的“昏聩”，更包含着借宦官制衡朝臣的政治考量。姜维作为凉州降将，在朝中孤立无援，却手握兵权，多次北伐引发朝野不满，刘禅借黄皓牵制姜维，实乃帝王权术的常规操作。但问题在于，刘禅缺乏驾驭这种权术的能力，最终导致黄皓“操弄威柄，终至覆国”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载：“后主使黄皓往觇姜维，维说皓求沓中种麦，以避内逼耳。” 姜维为避祸竟需向宦官妥协，可见此时的皇权已彻底“空心化”——皇帝既无法掌控朝臣，也无法约束宦官，只能在各方势力间苟且平衡。

二、派系倾轧：荆州集团的衰落与权力真空的填补

蜀汉的官僚体系，自建立起便以“荆州集团”为核心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集团逐渐衰落，引发了权力结构的动荡。刘备入蜀时，荆州集团成员约占朝廷重臣的七成，至刘禅统治中期，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等第一代成员已相继离世，第二代如蒋琬、费祎、董允等虽能维持局面，却后继乏人。延熙末年（258年前后），荆州集团的核心成员仅剩樊建、董厥等数人，且皆无定国安邦之才，难以支撑中枢运转。

荆州集团的衰落，为其他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空间。首当其冲的是“东州集团”的残余势力。东州集团本为刘焉、刘璋父子入蜀时带来的关中、南阳流民集团，代表人物有法正、李严等，在刘备时期曾与荆州集团分庭抗礼。李严被废后，东州集团一度沉寂，至蜀汉末年，其残余势力以陈祗为代表重新抬头。陈祗“少孤，长于靖家，弱冠知名，稍迁至选曹郎，矜厉有威容。多技艺，挟数术，费祎甚异之，故超继允为侍中”，他既非荆州集团，也非蜀地士族，却因依附黄皓而得居高位，其掌权标志着官僚体系的“非精英化”——原本以儒学素养和功勋为晋升标准的仕途，开始被“技艺”“数术”与裙带关系取代。

蜀地士族在此时虽未进入权力核心，却通过舆论与地方势力影响朝政。谯周、杜琼等士族代表以“谶纬之学”攻击蜀汉政权的合法性，杜琼曾言“古者名官职不言曹；始自汉已来，名官尽言曹，吏言属曹，卒言侍曹，此殆天意也”，借“曹”字暗指曹魏代汉的“天意”；谯周则作《仇国论》，公开质疑北伐的合理性。这些言论之所以能在朝堂流传，甚至影响决策，正是因为中枢权力真空，无人能有效管控舆论。当官僚体系失去凝聚共识的能力，朝野上下便会陷入“各言其志”的混乱，亡国的思想防线已然崩塌。

更致命的是，派系倾轧导致行政效率的全面低下。姜维主张“敛兵聚谷”，放弃汉中前沿阵地，收缩防御；而廖化、张翼等老将则主张“错守诸围”，坚守险要。双方争论不休，刘禅却“不能决”，最终竟任由姜维自行其是，导致汉中防御体系被钟会轻易突破。当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到成都，朝堂之上“或以为可奔吴，或以为可奔南中”，群臣各执一词，却无一人提出切实可行的抵抗方案，这种决策瘫痪的背后，正是派系林立、互相掣肘的必然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