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8章 理想与现实的断裂：蜀汉“复汉”叙事的解构（1/2）

建兴五年（公元227年），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写下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的誓言时，成都街头的百姓闻讯“皆相庆贺，愿献粮助军”；而景耀六年（公元263年），当姜维在沓中最后一次高呼“北伐中原”时，蜀军士兵却“面有怨色，多有逃亡”。短短三十余年间，同一句口号从“凝聚人心的旗帜”沦为“无人响应的空谈”，背后折射的是蜀汉政权“复汉”理想与现实治理的深刻断裂。这种断裂不仅消解了“汉室正统”的叙事根基，更引发了统治合法性的全面危机——当士民不再相信政权所宣称的理想，当“复汉”的口号无法掩盖现实的困境，这个政权便失去了存在的精神依据，其灭亡不过是合法性危机总爆发的最终结果。

一、“复汉”理想的工具化：从信念凝聚到权力博弈的异化

蜀汉的“复汉”理想，最初是刘备集团在乱世中崛起的精神旗帜。刘备以“中山靖王之后”的身份，将自己的军事行动定义为“诛除国贼、恢复汉室”，这在东汉王朝刚覆灭、士民“思汉”情绪浓厚的背景下，具有极强的号召力。建安十六年（公元211年）刘备入蜀时，益州士人“多有归降者”，正是出于对“复汉”理想的认同；章武元年（公元221年）刘备称帝，诸葛亮率百官劝进时称“曹丕篡弑，湮灭汉室，主上应天顺人，绍嗣汉统”，更是将“复汉”与政权合法性直接绑定。

诸葛亮时期，“复汉”理想通过制度化的实践得到强化，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精神纽带。他不仅在军事上以“北伐”践行理想，更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构建“汉制”的镜像——官制沿用汉朝三公九卿体系，法律参照《汉律》制定《蜀科》，祭祀以汉高祖、汉武帝为对象，甚至连官员的服饰、朝堂的礼仪都刻意模仿东汉。这种“全方位复汉”的努力，让士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“汉室延续”的真实性，如广汉郡民李邈曾言：“丞相治蜀，虽居偏地，犹见汉风。”

然而，“复汉”理想在后期逐渐被工具化，沦为权力博弈的符号。蒋琬、费祎主政时，因北伐屡屡失利，开始弱化“复汉”的军事色彩，转而强调“保境安民”，但为维持统治合法性，仍需保留“复汉”的口号。这种“言行不一”让理想开始褪色——当官员在朝堂上高谈“兴复汉室”，私下却忙着兼并土地、聚敛财富时，士民对理想的信任便打了折扣。延熙年间，益州名士张翼曾上书批评：“今朝堂所言，皆为‘复汉’之虚辞，所行皆为自利之实，民已不信。”

至姜维与黄皓对峙时期，“复汉”理想彻底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。姜维以“继承诸葛遗志、坚持北伐”为旗号，巩固自身军权，即便“民困兵疲”仍不罢手，使“复汉”成为“穷兵黩武”的代名词；黄皓则以“休养生息、暂缓北伐”为名，拉拢反对姜维的势力，却将资源用于宫廷享乐，让“复汉”的虚伪性暴露无遗。当理想被剥离了精神内核，只剩下权力博弈的外壳时，其凝聚人心的功能便完全丧失，士民对“复汉”的态度从“热切期盼”转为“冷漠嘲讽”。

二、现实治理的溃败：理想承诺与民生困境的尖锐对立

“复汉”理想的说服力，不仅在于口号的号召力，更在于能否兑现“汉室”所代表的“仁政”承诺。诸葛亮时期通过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”“务农殖谷，闭关息民”的治理，让益州士民看到了“汉家治世”的影子——田租稳定在“什一之税”，徭役征发“不违农时”，吏治清明“官吏无敢贪腐”，这种“理想与现实”的统一，让“复汉”获得了坚实的民生基础。

但蜀汉后期的现实治理，却与“仁政”承诺形成尖锐对立，彻底摧毁了“复汉”理想的民生根基。农业上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诸葛瞻、陈祗等权贵“广占良田，役使佃客数千”，而普通农户“无立锥之地”，不得不承受“什三之税”加“额外军粮”的双重盘剥，许多人“弃田逃亡，入山为寇”。据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载，景耀年间的蜀郡，“饿殍遍野，民有菜色”，这种景象与诸葛亮时期“仓廪实，百姓安”形成鲜明对比，让士民质疑：这就是“复汉”应有的样子吗？

手工业与商业的衰退，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境。蜀锦作为“蜀中之宝”，本是百姓重要的收入来源，却被官府强行收归军用，“织工皆为军户，成品尽入军库”，民间织户“无以为生”；货币贬值更让百姓财富化为乌有，“米价一斛万钱，布一匹千钱”，许多家庭“易子而食”。当“复汉”的理想承诺撞上“民不聊生”的残酷现实，士民的心理落差转化为对政权的失望——正如南中夷人在叛乱时所喊：“蜀汉复汉，不如曹魏安民！”

吏治的腐败则让“汉家清议”的传统荡然无存。东汉以“清议”品评官员德行，是“汉室”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；而蜀汉后期，黄皓等宦官“卖官鬻爵，贿赂公行”，官员晋升“不问德行，只看行贿多少”，如巴郡太守杨宗“贪污军饷百万，却因赂皓而得升迁”。这种“吏治崩坏”的现实，与“复汉”所宣称的“澄清吏治”形成强烈反差，益州士人王崇在《蜀论》中痛斥：“今之蜀政，甚于汉末桓灵，复汉何益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