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8章 理想与现实的断裂：蜀汉“复汉”叙事的解构（2/2）

理想承诺与现实治理的断裂，让“复汉”从“希望”变成了“谎言”。当士民发现，这个以“汉室”自居的政权，既不能带来安定的生活，又不能保障基本的公正，其对“复汉”的认同便彻底瓦解。绵竹之战前，诸葛瞻曾试图以“汉祚未绝”激励士兵，却得到“若汉祚真未绝，何以使我等饥寒交迫”的反问，这一问，道尽了理想崩塌后的人心离散。

三、正统认同的转移：从“蜀汉即汉”到“魏承汉统”的认知嬗变

“复汉”理想的核心是争夺“正统性”，即宣称“蜀汉是汉朝的唯一合法继承者”。刘备称帝时，这一宣称因“曹丕篡汉”的背景而具有一定说服力；诸葛亮北伐时，通过“王业不偏安”的行动强化了这一认知。但随着时间推移与现实治理的溃败，士民对“正统”的认同逐渐从“蜀汉”转向“曹魏”，最终完成“魏承汉统”的认知嬗变，这是蜀汉统治合法性危机的终极表现。

时间的流逝是正统认同转移的天然催化剂。“曹丕篡汉”在公元220年是“新鲜的国耻”，士民对“汉室”的情感记忆强烈；但到公元260年，四十年已经过去，新一代士民“生于魏世，长于魏时”，对“汉朝”的记忆模糊，对“曹魏”的统治逐渐习惯。正如谯周在《仇国论》中所言：“久习魏治，忘汉旧矣。”当“复汉”的情感基础随着代际更替而弱化，其正统性宣称便失去了群众基础。

曹魏的“正统化策略”则加速了认同转移。曹丕称帝时，通过“禅让”仪式包装篡汉行为，宣称“汉祚已尽，魏承天命”；魏明帝时期，又通过祭祀汉朝皇帝、修复洛阳宫室等方式，塑造“魏为汉继”的形象。更重要的是，曹魏的治理相对稳定——中原地区在“九品中正制”下获得士族支持，经济恢复“农田日辟，仓廪渐实”，这种“现实的稳定”比蜀汉“空洞的理想”更能吸引士民认同。连益州士人都不得不承认：“魏虽篡汉，然治下尚安；蜀虽称汉，然民不聊生。”

蜀汉自身的“正统性悖论”也使其难以自圆其说。一方面，它宣称“汉贼不两立”，将曹魏视为“篡逆”；另一方面，却与同样“非汉”的东吴结盟，这种“战略妥协”在士民看来是“正统性的自我否定”。尤其是孙权称帝时，蜀汉为维持同盟而“遣使称贺”，承认其“吴帝”身份，这一行为让“蜀汉即汉”的宣称大打折扣——如果“汉室”是唯一正统，为何要承认“吴帝”的合法性？这种逻辑矛盾，成为士民质疑其正统性的重要依据。

当邓艾兵临成都时，“魏承汉统”的认知已成为主流。谯周在劝降时说：“魏已据有中原，民归已久，此乃天命所归，非人力可违。”这句话得到多数大臣认同，甚至连刘禅也“默然从之”，可见蜀汉的正统性认同已彻底崩塌。从“蜀汉即汉”到“魏承汉统”的认知嬗变，标志着蜀汉统治合法性的完全丧失——当被统治者不再相信统治者的“正统”宣称，这个政权的灭亡便只是时间问题。

蜀汉“复汉”理想的解构与统治合法性危机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规律：任何政权的合法性，都不能仅靠历史叙事或血缘标榜，而必须建立在“理想与现实”的统一之上。当理想被工具化、现实治理溃败、正统认同转移，合法性的根基便会被彻底掏空。诸葛亮用“鞠躬尽瘁”的实践短暂维系了这种统一，而他的继承者却让理想与现实渐行渐远，最终使“复汉”从旗帜沦为空谈。

蜀汉的灭亡，不仅是军事、经济的失败，更是一场合法性建构的彻底破产。它留给后世的警示在于：政权的存续，终究要靠“做什么”而非“说什么”；民众的认同，永远基于“现实的获得感”而非“历史的怀旧感”。当一个政权失去了兑现理想的能力，其合法性的崩塌便只是早晚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