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5章 文化认同的消解：蜀汉“汉室正统”叙事的崩塌（1/2）

炎兴元年（公元263年）冬，成都城内的太学里，一群博士正在整理散乱的典籍。其中一卷《春秋公羊传》的扉页上，有人用墨笔潦草写着一行字：“汉祚衰久，魏承天命，何复强撑？”这句看似随意的批注，却像一根针，刺破了蜀汉立国四十余年的精神外衣——那个以“兴复汉室”为旗帜、以“正统传承”为内核的文化认同，在后期的政治颓势与思想异化中，早已从“凝聚人心的纽带”沦为“无人信奉的口号”。当士民对“汉室正统”的信念消磨殆尽，当“蜀汉即汉”的叙事失去说服力，这个政权便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根基，其灭亡不仅是军事、经济的失败，更是一场文化认同的全面消解。

一、从“天命所归”到“名实背离”：正统叙事的自我解构

刘备称帝时，诸葛亮曾以“曹丕篡弑，湮灭汉室，窃据神器，主上圣德广被，光启四海，宜即帝位，以纂二祖”为由，将蜀汉的建立定义为“汉室的延续”。这种“正统叙事”的核心逻辑有三：其一，曹魏是“篡逆”，蜀汉是“中兴”，拥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；其二，刘备是“中山靖王之后”，具备继承汉祚的血缘合法性；其三，诸葛亮等“汉臣”的辅佐，象征着士大夫对“汉室”的忠诚延续。为强化这一叙事，蜀汉朝廷不仅沿用汉朝的礼仪制度（如祭祀汉高祖、汉武帝），还在官方文书中反复强调“汉、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”，试图让“蜀汉即汉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

诸葛亮时期，正统叙事之所以能有效凝聚人心，在于其“名实相符”——政权的施政与“汉室”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。诸葛亮以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践行着“汉臣”的操守，其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”的治理，呼应了汉初“与民休息”的传统；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，则以实际行动证明“兴复汉室”并非空谈。彼时的士人百姓，虽身处益州，却能从诸葛亮的施政中看到“汉室”的影子，如广汉学者镡承曾说：“丞相之政，类汉之文景，虽僻处蜀地，犹有汉风。”这种“理念与实践”的统一，让正统叙事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。

然而，蜀汉后期的执政者却逐渐背离了“汉室”的精神内核，导致正统叙事陷入“名实背离”的自我解构。后主刘禅沉湎享乐，“颇出游观，增广声乐”，其行为与“汉家天子”应有的“勤政爱民”形象相去甚远；黄皓等宦官专权，重演了东汉末年“阉竖乱政”的乱象，而东汉的灭亡恰与宦官干政密切相关，这种历史的重演，让士民对“蜀汉复汉”的说法产生质疑——若蜀汉真的是汉室延续，为何会重蹈汉末的覆辙？

更致命的是，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在现实中不断碰壁。姜维的九伐中原屡战屡败，不仅未能“还于旧都”，反而耗尽了国力，使得“北伐”从“正义之举”沦为“穷兵黩武”的代名词。益州士人谯周在《仇国论》中尖锐指出：“今我（蜀汉）困弱，魏方强固，而欲以武力争胜，犹蚁撼树，徒增疲弊。”这种对“复汉”可行性的否定，直接动摇了正统叙事的根基。当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再也无法掩盖国力衰退、政治腐败的现实，其说服力便如多米诺骨牌般崩塌。

二、从“文化融合”到“地域割裂”：认同纽带的断裂

蜀汉的文化认同，并非单纯依赖“汉室正统”的叙事，还在于诸葛亮时期推动的“荆州文化与益州文化”的融合。刘备入蜀时，带来的荆州集团不仅是政治军事力量，更承载着中原与荆州的文化传统（如经学、礼仪）；而益州本土文化则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（如巴蜀巫鬼文化、西南民族习俗）。诸葛亮通过“兼容并蓄”的政策，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：一方面，他尊重益州文化，如祭祀蜀地先贤文翁、司马相如，将益州历史纳入“汉文化”的范畴；另一方面，他推广中原礼仪，如在成都设立太学，传授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，让益州士人接受“汉家文化”的熏陶。

这种文化融合形成了“跨地域的汉文化认同”。益州士人张裔虽为蜀人，却“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善为汉赋”，其文化取向与荆州士人无异；荆州出身的费祎，也能“通蜀地方言，晓夷人习俗”，与益州士民打成一片。太学中，荆州学子与益州学子共同研习经典，朝堂上，双方官员以“汉臣”自居讨论国事，这种“文化共同体”的形成，让地域差异让位于“汉文化”的共性，成为维系政权认同的重要纽带。

但蜀汉后期，文化融合的进程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地域割裂”的加剧。荆州集团的后代（如诸葛瞻、董厥）垄断了文化话语权，将荆州文化视为“正统”，对益州本土文化采取排斥态度。太学中，益州学子“多不得志”，其学术观点常被斥为“蛮夷之见”；朝堂上，益州士人若提出与荆州集团不同的意见，往往被贴上“离心离德”的标签。这种“文化歧视”引发了益州士人的强烈不满，他们开始重新强调“巴蜀本土认同”，将蜀汉政权视为“外来文化的压迫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