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5章 文化认同的消解：蜀汉“汉室正统”叙事的崩塌（2/2）

谯周的《蜀本纪》便是这种“地域认同觉醒”的代表。该书专述巴蜀地区的历史沿革，将蜀地文明追溯至“蚕丛、鱼凫”，强调其“独立于中原”的文化渊源，隐隐与“汉室正统”叙事形成对抗。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，因蜀汉后期的苛政与文化压制，他们“复信巫鬼，不尊汉礼”，甚至在邓艾入蜀时“起兵响应，攻略郡县”。当文化融合让位于地域割裂，“汉文化认同”的纽带便彻底断裂，蜀汉政权失去了跨越地域的精神凝聚力。

三、从“士民归心”到“信仰崩塌”：精神世界的幻灭

一个政权的稳固，不仅需要物质基础，更需要精神层面的“信仰支撑”。蜀汉前期，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、“诸葛亮式”的操守，共同构成了士民的精神寄托。士兵愿为“汉旗”战死，士人愿为“正统”献智，百姓愿为“中兴”输赋，这种“上下同欲”的精神状态，是蜀汉能在弱势下维持数十年的重要原因。如街亭之战后，诸葛亮自贬三级，百姓“闻之流涕，更相劝勉，愿输力助国”；姜维初归时，士人“闻其志在复汉，多往归附”，可见精神信仰的强大力量。

但到了后期，这种精神信仰却在现实的冲击下逐渐幻灭。首先是“道德标杆”的倒塌。诸葛亮去世后，蜀汉官场日益腐败，官员“竞逐荣利，不顾名节”，如陈祗“与黄皓勾结，卖官鬻爵”，诸葛瞻“虽位高权重，却无实才”，这些曾被视为“汉臣后裔”的权贵，其行为与“汉室”倡导的“忠、孝、廉、耻”背道而驰，让士民对“蜀汉即汉”的道德想象彻底破灭。

其次是“未来希望”的丧失。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破灭后，蜀汉士民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景——北伐屡败，意味着“还于旧都”无望；经济凋敝，意味着“安居乐业”难期；政治黑暗，意味着“上升通道”堵塞。益州士人王崇在《蜀论》中写道：“蜀民见魏之强盛，吴之安定，反观己身，唯有疲弊，故人心渐散，不复有斗志。”当一个政权无法给士民提供任何值得期待的未来，其精神世界的崩塌便不可避免。

最终，这种信仰幻灭在“降魏”的选择中达到。当邓艾兵临成都，刘禅召集群臣商议，谯周力主投降，其理由不仅是“实力悬殊”，更暗含“魏已承汉，天命所归”的认知——在他看来，曹魏虽为“篡逆”，却已统治中原数十年，且“政治较蜀清明”，更接近“汉家治世”的模样，而蜀汉的“汉室”早已名存实亡。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数大臣的认同，甚至连刘禅也“默然从之”，可见“正统叙事”的精神根基已荡然无存。

成都百姓在蜀汉灭亡时的反应，更能说明问题——史载魏军入城时，“百姓安堵，市不改肆”，既无“亡国之痛”，也无“复汉之愤”，仿佛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。这种“漠然”背后，是数十年精神认同消解的累积：当“汉室正统”不再可信，当“蜀汉即汉”沦为空谈，当士民心中的信仰彻底幻灭，这个政权的灭亡便成了顺理成章的结局。

从正统叙事的自我解构，到地域文化认同的割裂，再到士民精神信仰的幻灭，蜀汉后期的文化认同危机，是一场从“顶层理念”到“底层心态”的全面崩塌。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政权的存续，不仅需要军事、经济的支撑，更需要精神层面的“合法性”——这种合法性并非来自血缘、名号的标榜，而来自施政的正义、理想的践行与文化的包容。当蜀汉失去了这些，其灭亡便不再是偶然的军事失利，而是历史的必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