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1章 士风之变：蜀汉后期官僚生态的崩解与国运式微（2/2）

至后主刘禅后期，制度的失效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黄皓作为宦官，本无参政之权，却凭借刘禅的宠信“操弄威柄”，甚至能影响官员的升迁与贬谪。侍中董允在世时，尚能“上则正色匡主，下则数责于皓”，遏制黄皓的势力，而董允死后，陈祗“与皓相表里”，使得宦官集团彻底渗透进官僚体系。史载，黄皓为排除异己，“阴欲废维树宇”（即废黜姜维，扶持右大将军阎宇），竟散布流言称姜维北伐失利、意图谋反，迫使姜维“因惧不敢还成都”，只能屯兵沓中避祸。这种宦官干政的乱象，使得官僚群体的行为逻辑从“忠于职守”彻底异化为“依附权贵”——官员若想保全自身，要么投靠黄皓等权臣，要么选择沉默苟且，如光禄大夫谯周，虽洞悉蜀汉危机，却“以速祸不敢言”，只能在朝堂上“默然无所言”，这种集体性的“苟且”心态，成为压垮蜀汉行政效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制度失效引发的“腐败链条”已蔓延至基层。蜀汉后期的地方官员，多以“盘剥百姓”为能事，如南中地区的太守张表，“在官清约，少威严”，却对地方豪强的兼并行为放任不管，导致“夷人愁怨”；巴郡太守杨宗，“性贪婪，多所诛求”，甚至通过虚报户籍来增加赋税，使得“民有菜色”。这些行为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，更削弱了蜀汉的经济基础——当官僚集团从“治国者”异化为“掠夺者”，其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便彻底断裂，而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，其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。

三、从“归心”到“离心”：益州本土士人的认同危机与国运终结

蜀汉政权的特殊性在于，它是一个“外来政权”——以刘备、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，在益州建立政权后，始终面临着如何获得本土士人认同的问题。诸葛亮时期，通过“隆中对”的战略蓝图、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感召，以及对益州士人的适度吸纳（如提拔张裔、杨洪等本土人才），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益州士人的支持，形成了“跨地域的政治认同”。史载，刘备入蜀时，“蜀中殷盛丰乐，先主置酒大飨士卒，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”，虽有掠夺之嫌，却因“兴复汉室”的旗帜而被益州士人视为“正统延续”，如广汉士人秦宓，虽曾反对刘备称帝，却在诸葛亮的感召下出任别驾，为蜀汉出使东吴，展现了对政权的认同。

但这种认同的根基，在于蜀汉政权能否持续提供“共同的政治愿景”与“公平的发展空间”。当后期的蜀汉政权既无力实现北伐的理想，又在权力斗争中排挤益州士人，这种认同便开始转化为深刻的危机。谯周作为益州本土士人的代表，其思想转变最具代表性。谯周早年“耽古笃学”，曾被诸葛亮任命为劝学从事，对蜀汉政权一度抱有期待，但随着北伐的屡次失败与官场的日益腐败，他逐渐认识到“兴复汉室”已沦为空谈。在《仇国论》中，他借“因余之国”与“肇建之国”的寓言，指出“处大国无患者，恒多慢；处小国有忧者，恒思善”，暗讽蜀汉政权在困境中仍不思悔改，反而“极武赎征”，其核心思想已从“支持北伐”转向“保境安民”，这实际上是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隐性否定。

更致命的是，蜀汉后期的权力格局中，益州士人的政治空间被急剧压缩。荆州集团的后代（如诸葛瞻、董厥）与东州集团的残余势力（如陈祗）占据了中枢要职，而益州士人多被排斥在核心决策之外。如蜀郡人张裔之子张毣，虽“博学多才”，却仅官至黄门侍郎，未能进入尚书台；犍为人杨洪之子杨戏，因“性简略，未尝以甘言加人”，得罪了诸葛瞻，被罢黜为民。这种“任人唯亲”而非“任人唯贤”的用人策略，使得益州士人产生了强烈的“被边缘化”之感，他们开始将蜀汉政权视为“外来者的工具”，而非“共同的家园”。

当邓艾大军兵临城下时，这种“离心”心态最终以“主降”的形式爆发。谯周在朝堂之上力排众议，主张“降魏”，其理由是“若陛下降魏，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请身诣京都，以古义争之”，表面上是为刘禅争取待遇，实则代表了益州士人对“改朝换代”的默许——他们早已厌倦了蜀汉政权的内耗与折腾，宁愿接受曹魏的统治，以换取地方的稳定与自身利益的保全。

后主刘禅最终选择“舆榇自缚”出城投降，标志着蜀汉政权的终结。但细究这一结局的深层原因，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利，不如说是官僚生态的全面崩解：当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被淡忘，当“清正廉明”的操守被抛弃，当“跨地域认同”的纽带被撕裂，蜀汉政权便失去了存在的精神根基与社会基础。士风之变，看似无形，却在潜移默化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命运，这或许正是蜀汉灭亡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