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7章 吏治之腐：蜀汉基层治理的崩坏与民心离散（1/2）

蜀汉炎兴元年（公元263年）深秋，江油城的守将马邈正在府衙中饮酒。窗外传来魏军偷渡阴平的消息时，他只是挥了挥手，让通报的小吏退下——自接任江油戍以来，他早已习惯了这种“虚惊”。毕竟，前任守将因“未能及时孝敬黄皓”被罢官，而他能坐稳这个位置，全靠每年向成都送去的“蜀锦百匹、黄金五十斤”。当邓艾的士兵出现在城下时，马邈甚至没来得及召集士兵，便带着家眷开城投降。这个看似偶然的投降事件，实则是蜀汉基层吏治全面崩坏的缩影：从诸葛亮时期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”到后期“贪官污吏遍布郡县，政令不通于乡里”，四十余年的吏治腐败，让蜀汉的统治从根须开始腐烂。当百姓对官吏的怨恨超过对敌军的恐惧，这个政权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。

一、“察举失据”：官员选拔体系的全面异化

蜀汉的吏治崩坏，始于官员选拔机制的异化。刘备入蜀初期，承袭东汉察举制，以“孝廉”“秀才”为主要选官途径，辅以“征辟”（直接征召名士），选拔了如张裔、杨洪等一批有能力的本土官员。诸葛亮执政时期，进一步完善“以德才为标准”的选拔体系，强调“为官者，当务于治道，以安民为要”，即便是荆州集团出身，也需“经郡县历练，有实绩方可升迁”。但到后期，这套体系被“门第”“贿赂”“裙带关系”彻底扭曲，形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恶性循环。

“黄皓专权”成为吏治腐败的催化剂。景耀年间，黄皓掌控官员任免权，形成“不附己者贬，附己者升”的黑暗规则。想要升迁的官员，需通过“行贿—托关系—表忠心”的流程：巴郡太守罗宪因“拒绝向黄皓行贿”，被贬为偏远的巴东太守；而南中都尉霍弋因“每岁向黄皓献珍珠百颗”，竟直升至“安南将军”。更荒唐的是，黄皓甚至将“宦官子弟”安插至郡县任职，如宦官曾宣的侄子曾颖，“年方十六，无任何功绩”，却被任命为广汉县令，上任后“搜刮民财，无恶不作”。这种“任人唯亲”的选拔，让大量无能之辈充斥官场，挤压了有才能者的上升空间。

“门第优先”取代“德才标准”。蜀汉后期，荆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“门阀化”趋势加剧，官员选拔“不问贤愚，只看出身”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，“未历郡县，直接任卫将军”；蒋琬之孙蒋斌，“仅凭祖荫，便任绥武将军”；益州士族谯周的侄子谯熙，“无政绩却升为巴西太守”。这些“世家子弟”身居高位，却“不知民间疾苦，只会作威作福”，如蜀郡太守张通（张裔之孙），“上任三年，未理一案，终日宴饮”，导致蜀郡“盗贼横行，民不聊生”。当“出身”比“能力”更重要，官场便成了“权贵的游乐场”，治理能力自然一落千丈。

“察举制”沦为“利益交换”的工具。东汉以来的“举孝廉”，本是选拔基层人才的重要途径，但到蜀汉后期，“举孝廉”成了“花钱买官”的代名词。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注引《益部耆旧传》，景耀五年（公元262年），巴西郡“举孝廉三人，皆为富商之子，各向太守行贿黄金百斤”；广汉郡“孝廉名额被地方豪强垄断，寒门子弟无一人入选”。这种“察举失据”，让基层官场彻底失去新鲜血液，充斥着“既得利益者”的后代与亲信，形成“腐败的闭环”。

对比曹魏的“九品中正制”，更能凸显蜀汉的弊端。曹魏的中正官虽也存在“门第偏见”，但仍需“考察人才的德才与实绩”；而蜀汉后期的选拔，几乎完全抛弃了“德才”标准，成了纯粹的“权力与利益的交易”。当一个政权的官员选拔机制彻底失效，吏治的腐败便不可逆转。

二、“赋役苛暴”：基层官吏的掠夺性治理

蜀汉基层官吏的“掠夺性治理”，比选拔机制的异化更让百姓绝望。诸葛亮时期，虽推行“严刑峻法”，但强调“执法公平，爱民如子”，如太守魏延在汉中“劝课农桑，轻徭薄赋”，深受百姓爱戴；而到后期，基层官吏将“搜刮民财”视为首要任务，“治理”沦为“掠夺”的遮羞布，百姓“视官吏如虎狼”。

“苛捐杂税”远超中央规定。蜀汉中央虽定有“田租亩三升，口算钱四百”的赋税标准，但基层官吏通过“加征”“摊派”“虚报”等手段，将实际税负提高数倍。成都县令王颀（黄皓党羽），“以‘军用’为名，加征‘盐税三倍’，百姓‘无盐可食’”；巴东太守罗宪（虽清廉，却因上级摊派）被迫“加征‘造船税’，渔民‘卖子以完税’”。更恶劣的是“虚报户口”：广汉郡太守将“流民计入户籍”，征收赋税，流民“无田无业，只能逃亡”，导致“户籍与实际人口脱节”，形成“越征越逃，越逃越征”的恶性循环。

“徭役无度”摧毁民生根基。基层官吏为“讨好上级”，常“超额征调徭役”，远超中央规定的“每年三月”。南中七郡因“需向成都输送贡品”，百姓每年服徭役“达半年之久”，导致“农田荒芜，生产停滞”；汉中郡因“军事需要”，官吏“强征十五岁少年与六十岁老人修栈道”，“死者十之五六”。更荒唐的是，部分官吏将徭役“商品化”：百姓若“缴纳绢帛二匹，可免徭役一月”，这种“卖免”制度，让富者“逃避徭役”，贫者“徭役更重”，加速了底层民众的破产。

“司法腐败”加剧社会不公。基层官吏在司法中“贪赃枉法，颠倒是非”，有钱有势者“犯法可免”，贫苦百姓“动辄获罪”。蜀郡发生“豪强子弟杀人案”，凶手因“向太守行贿”，竟被“判为过失杀人，罚钱了事”；而平民“因饥饿偷取官仓五斗米”，却被“判处死刑”。这种“同罪异罚”让百姓“不信国法，只信私力”，民间“复仇械斗”频发，社会秩序濒临崩溃。当司法失去公正，政权的公信力便荡然无存。

基层官吏的“掠夺性治理”，本质上是“上级压力”与“个人贪欲”的结合。中央为支撑北伐，不断向地方“摊派赋税与徭役”；而基层官吏则利用“信息不对称”，在执行中“层层加码”，中饱私囊。这种“上逼下贪”的治理模式，让百姓“受双重剥削”，最终将所有怨恨都指向蜀汉政权——当阳安关守将蒋舒投降时说“我等为民父母，却逼民为盗，何面目再守此城”，正是基层官吏对自身行为的忏悔，也是蜀汉统治合法性丧失的明证。

三、“政令不通”：中央与地方的治理断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