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4章 认同撕裂：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的疏离之痛（2/2）

文化融合的失败，使得蜀汉始终未能形成“蜀人认同”。外来者自视为“正统继承者”，将益州视为“兴复汉室的基地”；本土人则自视为“蜀地主人”，将外来者视为“临时统治者”。这种“客”与“主”的身份区隔，在和平时期表现为隐性的文化抵触，在危机时刻则转化为公开的政治分裂。当邓艾兵临成都时，蜀地百姓“不知有汉，只知有蜀”，对“汉室灭亡”毫无痛感，反而因“外来统治结束”而感到解脱，这正是文化融合失败的终极体现。

三、社会心理的崩解：从“隐忍服从”到“集体厌弃”的质变

政治认同的断层与文化融合的失败，最终沉淀为社会心理的崩解。益州社会对蜀汉政权的态度，从刘备时期的“隐忍服从”，到诸葛亮时期的“敬畏并存”，再到后期的“集体厌弃”，经历了一个缓慢却不可逆的质变过程。这种心理变化，虽无形却致命，它让蜀汉在危机面前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动员能力。

刘备入蜀初期，益州社会的心理是“隐忍服从”。经历刘璋与刘备的战争后，蜀地“户口锐减，生产凋敝”（《三国志·刘璋传》），百姓迫切需要安定，对新政权虽有抵触，却选择暂时服从。刘备集团通过“赈济灾民”“减免赋税半年”等措施，暂时稳定了人心。但这种服从是基于“生存需求”的权宜之计，而非对政权的认同——当刘备为争夺荆州发动夷陵之战，征调蜀地兵丁粮草时，民间已出现“怨声载道”（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注引《蜀记》），只是尚未形成公开反抗。

诸葛亮时期，社会心理转向“敬畏并存”。诸葛亮的个人权威与法治手段，让益州社会既“畏其威”，又“敬其能”。他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，无恶不惩，无善不显”（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），虽让百姓感到压力，却因“公平”赢得一定尊重。同时，诸葛亮通过“南征”“北伐”转移内部矛盾，将社会注意力引向外部战争，暂时压制了不满情绪。但这种“敬畏”是脆弱的——它依赖于诸葛亮的个人魅力与战争带来的“短期团结”，一旦权威消失、战争失利，心理平衡便会打破。建兴十二年（公元234年）诸葛亮去世，蜀地百姓“巷哭三日”，既有哀悼，也暗含对未来的不安。

蒋琬、费祎时期，社会心理开始“疏离分化”。蒋琬的“保守”与费祎的“制衡”，让政权失去了诸葛亮时期的凝聚力，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矛盾公开化。普通百姓则因“赋税渐重”“徭役增多”，对政权的好感逐渐消失。《三国志·谯周传》载，当时民间流传“魏人来，蜀人安”的童谣，反映出社会心理开始向“期待外部改变”倾斜。此时，本土士族通过联姻、结社形成更紧密的网络，暗中构建“蜀人共同体”意识，与外来集团划清界限；外来官员则因“思乡”“危机感”，纷纷将亲属送回荆州或中原，形成“随时准备撤离”的心态。社会心理的这种分化，使得蜀汉的社会结构从“表面统一”走向“实质分裂”。

姜维执政至灭亡前，社会心理彻底转向“集体厌弃”。十年九伐带来的深重灾难，让蜀地百姓“视战争为浩劫，视政权为祸根”。《三国志·姜维传》注引《晋阳秋》载，蜀地“户口耗减，十不存三”，幸存百姓“谈及姜维，皆咬牙切齿”；本土士族则将姜维视为“外来祸首”，与朝廷中的反战派联合，形成“倒姜”共识。更关键的是，“厌弃”不仅针对姜维，更延伸至整个蜀汉政权——当魏军伐蜀时，百姓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”，不是因为认同曹魏，而是因为“任何改变都比现状好”。这种“集体厌弃”心理，使得蜀汉的抵抗失去了社会基础：士兵“不愿为政权卖命”，百姓“不愿为守军提供粮饷”，地方官“不愿为朝廷坚守”，最终形成“全民投降”的局面。

社会心理的崩解，本质上是“统治合法性”的彻底丧失。在传统社会，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源于“天命”“正统”，更源于“民心”——当百姓普遍认为“这个政权不值得支持”时，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。蜀汉的悲剧在于，它始终未能让益州社会相信“这是我们的政权”，外来集团的“正统叙事”与本土社会的“生存需求”长期对立，文化隔阂又让这种对立难以调和，最终在战争消耗中，将“隐忍”熬成了“厌弃”。

从政治认同的断层到文化融合的失败，再到社会心理的崩解，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、经济的失败，更是“认同构建”的全面破产。这个由外来者建立的政权，始终未能真正“扎根”益州，就像一株移植的大树，看似枝繁叶茂，实则根系浅陋，一旦遭遇风雨，便会轰然倒塌。

炎兴元年的投降，对益州社会而言，更像是一场“解缚”——摆脱了外来政权的统治，也摆脱了“兴复汉室”的沉重枷锁。当刘禅在洛阳安享“安乐公”的待遇时，蜀地百姓开始在曹魏的统治下重建生活，而那些曾经困扰蜀汉的“认同难题”，则留给了历史去评说。下一章，我们将从曹魏的视角，分析其灭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，看看外部压力如何与内部矛盾共振，最终敲响蜀汉的丧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