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2章 尘埃落定蜀汉遗民的命运抉择与“故国记忆”（1/2）

蜀汉炎兴元年（公元263年）冬，成都城的城门缓缓打开，后主刘禅身着降服，率太子、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出降。当邓艾的军队接管这座经营四十三年的都城时，城中百姓或闭门垂泪，或冷眼旁观，或奔走相告——不同的反应背后，是蜀汉遗民面对“改朝换代”的复杂心态。从士大夫的“仕魏”与“隐退”，到普通百姓的“顺从”与“怀念”，再到旧臣的“复国”与“妥协”，蜀汉灭亡后的数十年间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新政权的统治下，经历了一场关于“故国记忆”的消解与重塑。

政权的更迭从来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秩序建立的起点。西晋如何治理益州、蜀汉遗民如何适应新身份、“兴复汉室”的余响如何逐渐消散，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一个时代的落幕，更揭示了“大一统”进程中，地方认同与中央权威的互动逻辑。本章将通过蜀汉遗民的命运抉择，探讨“故国记忆”如何在现实利益与新政权的治理策略中被逐渐消解，以及这一过程对西晋巩固统治的深远影响。

一、士大夫的“双向选择”：从“忠义”到“仕魏”的身份转换

蜀汉灭亡后，士大夫群体面临最直接的选择：是坚守“忠汉”气节，还是接受新政权的征召？这一选择背后，既有对“故国”的情感牵绊，也有对家族利益的现实考量，最终形成“仕魏”为主、“隐退”为辅的格局，而这种格局的形成，与西晋的“怀柔政策”密切相关。

以谯周、郤正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大夫，几乎毫无悬念地选择了“仕魏”。谯周因“劝降有功”，被司马昭封为“阳城亭侯”，其家族子弟多人被授予官职；郤正作为刘禅的侍中，在投降过程中“典丧礼，相导威仪”，因“尽忠勤勉”被西晋任命为巴西太守。这些士大夫的“仕魏”，既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（避免家族因“抗拒新朝”而遭打压），也是对益州本土势力与新政权达成“和解”的确认——他们以“合作”换取了家族地位的延续。

外来集团后裔的选择则更为复杂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战死绵竹，其子诸葛京（诸葛亮之孙）在蜀汉灭亡后，被迁徙至河东郡，后在西晋历任郿县令、江州刺史。他的“仕晋”并非主动选择，而是新政权“示恩”的结果——司马昭为彰显“宽仁”，特意下诏“诸葛亮在蜀，尽其心力，其子瞻临难而死，其孙京宜随才叙用”，通过优待“忠烈之后”，消解士大夫的抵触情绪。

部分士大夫选择“隐退”以全气节。巴西人谯秀（谯周之侄）“性清介，不交当世”，西晋多次征召其为官，均以“老病”推辞，终身隐居不仕；蜀郡人王崇（王商之子）曾为蜀汉尚书郎，入晋后“称疾不起”，闭门着述，其《蜀书》虽已失传，但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书中多“追述蜀汉兴衰”，暗含故国之思。这些“隐退者”的数量虽少，却成为“忠义”的象征，在民间保留了“故国记忆”的火种。

西晋对士大夫的“双向选择”采取了“包容”态度。对于“仕魏”者，不仅保留其官爵，还通过“九品中正制”让益州士族进入中央官场（如陈寿任着作郎，编撰《三国志》）；对于“隐退者”，则“不强迫、不打压”，默许其保持“不合作”姿态。这种政策的核心是“分化士大夫群体”——通过拉拢多数、容忍少数，消除士大夫对新政权的集体抵抗，同时利用其社会影响力，引导百姓接受西晋统治。

士大夫的“仕魏”为主流，标志着蜀汉的“精神核心”已瓦解。当曾经宣扬“兴复汉室”的士人纷纷进入新政权为官，“忠汉”的气节便从“普遍准则”降为“个人选择”，“故国记忆”失去了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者，其消解成为必然。

二、旧臣的“复国幻梦”与“现实妥协”：姜维的末路与罗宪的坚守

在蜀汉旧臣中，有一批人不愿接受“亡国”的现实，试图通过“复国”重拾旧业。其中，姜维的“复国计划”最为悲壮，而罗宪的“坚守永安”则展现了另一种复杂的忠诚——他们的努力与结局，揭示了“故国记忆”在现实面前的脆弱。

姜维在蜀汉灭亡后，并未放弃“兴复汉室”的信念。他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，假意投靠钟会，暗中策反其部众，试图借钟会之手诛杀邓艾及魏军将领，再“废会立汉主”。为达成目的，姜维甚至给刘禅写密信：“愿陛下忍数日之辱，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幽而复明。”（《三国志·姜维传》注引《华阳国志》）这种近乎疯狂的计划，反映了他对“故国”的偏执忠诚。

然而，姜维的“复国”缺乏现实基础。钟会虽有野心，但对姜维并非完全信任；魏军将士多思乡心切，不愿参与“叛乱”；更重要的是，蜀汉旧臣中响应者寥寥——多数人认为“复国无望”，不愿冒险。最终，钟会、姜维的计划泄露，二人被魏军诛杀，牵连者多达数百人。这场“复国”闹剧的失败，不仅标志着蜀汉旧臣“武力反抗”的终结，更让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沦为绝望的悲鸣。

与姜维的“激进”不同，罗宪的“坚守”展现了另一种姿态。罗宪原为蜀汉巴东太守，因“不与黄皓交”而被边缘化。蜀汉灭亡后，孙吴趁机派步协、陆抗进攻永安，试图夺取益州东部。罗宪却选择“坚守拒吴”，他对部下说：“本朝倾覆，吴为唇齿，不恤我难，而邀其利，吾宁当为降虏乎！”（《三国志·罗宪传》）最终，他击退吴军，守住永安，后向曹魏投降，被司马昭任命为陵江将军。

罗宪的选择耐人寻味：他拒绝降吴，却接受降魏；他反对“趁火打劫”的孙吴，却承认西晋的“正统性”。这种“选择性忠诚”背后，是对“现实秩序”的妥协——在他看来，西晋虽为“篡汉者”，却已是“天下共主”，而孙吴的“趁乱取利”更不可接受。罗宪的“坚守”，既保留了对“故国”的最后敬意，也为自己及部众争取了“归顺新朝”的有利条件。

姜维与罗宪的不同结局，反映了蜀汉旧臣“复国”的无望与“妥协”的必然。姜维的失败证明，在西晋的绝对实力面前，任何“复国”尝试都只是徒劳；罗宪的“识时务”则成为多数旧臣的选择——他们放弃了“兴复汉室”的幻想，在新政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，哪怕这意味着对“故国”的背叛。

三、普通百姓的“遗忘”与“适应”：从“蜀民”到“晋民”的身份认同

相较于士大夫与旧臣的纠结，普通百姓对“改朝换代”的适应要迅速得多。从“蜀民”到“晋民”的身份转换，没有太多“忠义”的牵绊，更多是基于对“安稳生活”的渴望。西晋的“轻徭薄赋”政策与益州社会的逐渐稳定，让百姓的“故国记忆”在日常生计的奔波中慢慢淡化。

蜀汉时期的“重赋”让百姓不堪重负，而西晋初期的“减税”政策迅速赢得民心。司马昭在平定蜀汉后，立即下诏“特赦益州士民，复除租赋之半五年”（《晋书·文帝纪》）；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，又“罢屯田官，以均政役”，将益州的屯田户改为编户齐民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。这些措施直接改善了百姓的生活，使他们对新政权产生了初步的“好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