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2章 尘埃落定蜀汉遗民的命运抉择与“故国记忆”（2/2）

社会秩序的恢复是百姓“适应”新身份的另一关键。蜀汉灭亡初期，益州曾出现短暂的混乱（如邓艾被杀后，魏军在成都的劫掠），但司马昭迅速派卫瓘、羊祜等官员治理益州，“诛锄乱党，抚恤遗民”，很快稳定了局势。百姓最关心的“治安”“温饱”得到保障后，对“故国”的怀念便失去了现实土壤——他们不再关心统治者是“汉”还是“晋”，只在乎能否“安居乐业”。

文化融合的推进进一步加速了“故国记忆”的消解。西晋将中原的“礼乐制度”引入益州，如在成都设立太学、推广儒学经典；同时，鼓励益州士人赴洛阳求学、做官，促进两地文化交流。这种“中原化”的过程，让益州百姓逐渐认同“晋朝”的正统性，而“蜀汉”则被视为“割据时代”的一段历史，而非需要坚守的“身份符号”。

当然，“故国记忆”并未完全消失，而是以“民间传说”的形式保留下来。成都一带流传着诸葛亮“显灵”的故事（如“诸葛井”“诸葛鼓”的传说），百姓通过这些传说，寄托对“贤相”的怀念；每年寒食节，有百姓自发祭祀姜维、诸葛瞻等“死节者”，这种祭祀更多是对“忠义”品质的推崇，而非对“复国”的呼吁。这些“记忆碎片”已不构成对新政权的威胁，反而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。

普通百姓的“遗忘”与“适应”，是西晋巩固统治的最深层基础。当多数人接受“晋民”身份，将“蜀汉”视为“过去式”时，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确认。这种“认同”的转变，比任何军事镇压都更有效，它标志着西晋在益州的统治真正“落地生根”。

四、西晋的治理策略：从“压制”到“融合”的统治智慧

蜀汉灭亡后，西晋对益州的治理经历了从“压制”到“融合”的转变。初期通过军事控制与政治清洗稳定局势，后期则通过经济扶持、文化整合与人才吸纳，实现“益州本土化”与“晋朝一体化”的平衡。这种治理策略的调整，是“故国记忆”得以消解的关键外部因素。

灭亡初期，西晋采取“高压控制”以防叛乱。邓艾入成都后，立即“承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，太子为奉车都尉，诸王为驸马都尉”，同时“收其图籍，封其府库”，完成对政权象征的接管；司马昭随后将刘禅及蜀汉重臣家眷迁徙至洛阳（“后主举家东迁，既至洛阳，策命为安乐县公”），实则作为人质，防止益州旧势力“借后主名义复国”。这种“人质策略”虽严苛，却有效遏制了大规模叛乱的可能。

对潜在的“反抗者”，西晋采取“区别对待”的清洗政策。姜维、张翼等“复国派”被诛杀，其党羽“皆伏诛”；而对“中立派”与“合作派”则宽大处理，如蒋琬之子蒋斌、费祎之子费承，虽为外来集团后裔，因“无叛逆之举”仍被授予闲职。这种“分化打击”的策略，消除了最危险的反抗力量，同时向其他旧臣释放“合作即安全”的信号。

局势稳定后，西晋转向“怀柔治理”，核心是“经济扶持”与“人才吸纳”。经济上，除减轻赋税外，还修复都江堰等水利工程，鼓励农业生产，使益州在数年内恢复至战前水平；人才上，通过“九品中正制”选拔益州士人进入各级官府，如李密（《陈情表》作者）被征召为太子洗马，陈寿被任命为着作郎，这些举措让益州士大夫看到“向上流动”的希望，减少了对新政权的抵触。

文化整合是“融合”策略的重要一环。西晋在益州推广“晋朝正朔”，废除蜀汉的历法与礼仪，改用西晋制度；在学校教育中，以《晋律》《春秋》等取代蜀汉的“汉学”教材，强化“晋朝正统”的观念；甚至通过修史（如陈寿《三国志》），将蜀汉定位为“列传”，从历史叙事上确立西晋的“合法性”。这种“文化同化”虽缓慢，却从根本上消解了“蜀汉正统”的认知基础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西晋并未完全“抹去”蜀汉的历史存在，而是将其纳入“晋朝历史”的框架。成都保留了诸葛亮祠、先主庙等建筑，允许百姓祭祀；对刘备、诸葛亮的“功绩”，《三国志》虽有批评，也承认其“弘毅宽厚”“鞠躬尽瘁”的品质。这种“有限承认”的策略，既避免刺激遗民的“故国情怀”，又通过“历史化”处理，将蜀汉降格为“晋朝统一天下”的一个阶段，而非需要对抗的“他者”。

西晋的治理策略，本质上是“硬实力”与“软实力”的结合。通过军事压制消除反抗，通过经济扶持赢得民心，通过人才吸纳整合士大夫，通过文化整合重塑认同。这种“恩威并施”的统治智慧，让益州在短短数十年间，从“蜀汉故地”转变为西晋稳定的统治区域，“故国记忆”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消解，最终融入“大一统”的历史洪流。

结语：“故国记忆”的消解与大一统的必然

蜀汉灭亡后的数十年间，“故国记忆”的消解是一个多维度、渐进式的过程。士大夫的“仕魏”让“忠汉”气节失去社会基础，普通百姓的“适应”让新政权获得日常认同，旧臣的“妥协”让“复国”成为幻梦，而西晋的治理策略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外部条件。最终，“蜀汉”从一个需要效忠的“政权”，降格为一段被怀念的“历史”，而“晋朝”则成为新的身份认同符号。

这一过程揭示了“大一统”的深层逻辑：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来自军事征服，更来自对地方利益的尊重、对百姓生计的保障、对文化传统的包容。西晋通过“融合”而非“消灭”的方式，将益州纳入中央版图，证明了“怀柔”比“压制”更能巩固统治——当地方认同与中央权威找到平衡点，“故国记忆”便会自然消解，“大一统”的认同则水到渠成。

当然，“故国记忆”的消解并非完全的“遗忘”。诸葛亮的“忠诚”、姜维的“执着”、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，这些历史形象通过《三国志》《华阳国志》等典籍流传后世，成为中国人对“三国时代”的集体记忆。但这种记忆已剥离了“政治认同”的内核，转化为对“人性”“智慧”“气节”的文化反思，而这正是历史最持久的生命力。

回望蜀汉灭亡后的这段历史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落幕，更是“大一统”进程中，地方与中央、传统与现代、情感与现实的复杂互动。这种互动告诉我们：真正的“统一”，从来不是疆域的简单合并，而是人心的逐渐认同；而“故国记忆”的消解，往往不是因为“遗忘”，而是因为新的生活与希望，让人们愿意向前看，而非沉溺于过去。

下一章，我们将跳出三国的框架，从更长的历史维度，探讨“蜀汉模式”对后世割据政权的启示，以及“统一”与“分裂”在中国历史中的周期性规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