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5章 士风瓦解蜀，汉后期士人群体的分化（1/2）

蜀汉炎兴元年（公元263年），当邓艾的军队突破绵竹防线，兵锋直指成都时，蜀汉朝堂之上爆发了一场关乎政权存续的争论。以谯周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力主投降，而主张抵抗或南迁的声音微弱到几乎被淹没。最终，后主刘禅采纳谯周之议，献城降魏。这一幕不仅是蜀汉政权的终结，更折射出一个深层问题：曾以“兴复汉室”为精神纽带的蜀汉士人群体，在后期已彻底分化，其政治认同的崩塌成为压垮政权的关键稻草。

士人群体作为古代政权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核心，其态度与选择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。蜀汉的建立，曾依托于一批怀抱“汉室正统”信念的士人支持；而其灭亡，则与士人群体的离心离德、政治认同的消解密切相关。本章将从士人群体的构成变化、价值取向的转变、与政权的互动关系等维度，剖析这一群体在蜀汉后期的分化轨迹，及其对政权命运的决定性影响。

一、群体构成的嬗变：从“理想共同体”到“利益拼盘”

蜀汉的士人群体，自刘备入蜀至蜀汉灭亡，经历了从“理想共同体”到“利益拼盘”的深刻嬗变。这种变化的根源，在于政权建立初期的“外来者”与“本土派”的结构矛盾，以及后期人才梯队的断裂与选拔机制的失效。

刘备集团入蜀前，益州本地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士人圈层。刘焉、刘璋父子统治时期，虽对本土士族有所压制，但以张裔、杜微、谯周等为代表的益州士人，仍在地方社会保持着广泛影响力。他们熟悉益州的地理、民情，掌握着地方经济与文化资源，是任何外来政权都无法忽视的力量。

刘备入蜀时，其核心团队中的士人多来自荆州及中原地区，如诸葛亮、庞统、马良等，他们怀揣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，将益州视为实现政治抱负的基地。此时的蜀汉士人群体，呈现出“外来士人主导、本土士人有限参与”的格局。外来士人带来的中原文化与“正统”观念，与本土士人对地方利益的关注形成微妙平衡——前者需要后者的地方资源支持，后者则希望通过合作获得政治空间。诸葛亮执政时期，通过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”的法治政策，对外来与本土士人一视同仁，暂时维系了这种平衡，形成了一个以“兴复汉室”为共同目标的“理想共同体”。

然而，这种平衡在蜀汉中后期逐渐被打破。一方面，随着关羽失荆州、夷陵之战惨败，荆州籍士人损失惨重，“外来者”群体的核心力量大幅削弱。诸葛亮北伐期间，虽着力培养新人，但马谡失街亭、张裔早逝等事件，导致人才梯队出现断层。到姜维执政时期，蜀汉核心领导层中，外来士人后裔（如诸葛瞻）与本土士人（如谯周）的比例已发生逆转，本土士人的话语权显着上升。

另一方面，选拔机制的僵化加速了群体构成的“利益化”。诸葛亮时期的“举贤任能”，虽重才干，但也隐含对“忠汉”信念的考察；而后期，随着朝政日益被黄皓等近臣操控，选拔逐渐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。本土士人通过家族联姻、地方势力网络进入官场，更多关注自身与家族的利益，而非政权的整体命运；外来士人后裔则因缺乏父辈的理想主义色彩，在权力斗争中逐渐妥协，甚至与本土士人合流。

这种从“理想共同体”到“利益拼盘”的转变，使得士人群体失去了共同的精神纽带。当政权面临危机时，他们不再为“兴复汉室”的信念而战，而是优先考虑如何保全自身与家族的利益——这正是邓艾兵临城下时，谯周等人力主投降的深层动因。

二、价值取向的转向：从“忠汉”到“务实”的思想蜕变

蜀汉士人群体的分化，更深刻地体现在价值取向的转变上：从刘备、诸葛亮时期以“忠汉”为核心的理想主义，逐渐蜕变为后期以“务实”为导向的功利主义。这种思想蜕变，削弱了政权的精神凝聚力，为其灭亡埋下了思想隐患。

“忠汉”观念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。刘备以“中山靖王之后”的身份，打着“兴复汉室”的旗号，吸引了大批对东汉政权怀有情感认同的士人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反复强调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，将“忠汉”与个人道德、政治责任紧密结合，成为士人群体的精神指南。在这种观念影响下，蜀汉士人普遍将曹魏视为“篡汉”的“奸凶”，将辅佐蜀汉视为“匡扶正义”的义举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忠汉”观念的影响力逐渐减弱。一方面，曹魏政权通过曹丕代汉、曹叡巩固统治，逐渐获得了中原士人的认同。到蜀汉后期，东汉灭亡已近半个世纪，亲历过东汉盛世的士人大多离世，年轻一代士人对“汉世”的情感认同已十分淡薄。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存与发展，而非虚无缥缈的“正统”观念。

另一方面，蜀汉政权的现实表现，让“忠汉”观念失去了实践支撑。诸葛亮北伐虽以“忠汉”为名，但频繁的战争导致“国内虚耗，民有菜色”（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）；姜维的“九伐中原”更是劳而无功，加剧了民生疾苦。士人群体作为社会精英，对政权的弊端有着更清醒的认知：他们看到的不是“兴复汉室”的希望，而是无休止的战争、沉重的赋役，以及朝政的日益腐败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以谯周为代表的本土士人，提出了“务实”的价值取向。谯周在《仇国论》中，借“因余之国”（喻蜀汉）与“肇建之国”（喻曹魏）的对比，批判了“极武黩征”的政策，主张“处小能守其小”，即根据自身实力选择务实的生存策略。这种思想并非偶然，而是反映了蜀汉后期士人群体的普遍心态：他们不再将“忠汉”视为不可动摇的信念，而是更看重政权能否保障社会稳定与个人利益。

价值取向的转变，使得士人群体对蜀汉政权的情感认同大幅下降。当邓艾兵临城下时，他们不认为抵抗是“忠汉”的必然选择，反而觉得投降是避免战乱、保全自身利益的“务实”之举——这种思想逻辑的转变，直接瓦解了政权的精神防线。

三、与政权的互动异化：从“共治”到“疏离”再到“对抗”

蜀汉士人群体与政权的关系，经历了从“共治”到“疏离”再到“对抗”的异化过程。这种互动关系的恶化，既是士人群体政治认同崩塌的表现，也是政权治理能力衰退的直接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