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5章 士风瓦解蜀，汉后期士人群体的分化（2/2）

刘备、诸葛亮时期，士人群体与政权的关系呈现“共治”特征。刘备入蜀后，主动吸纳益州本土士人参与政权，如任命张裔为巴郡太守、杜琼为议曹从事等；诸葛亮更是提出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的用人原则，鼓励士人直言进谏。此时的士人，既有机会参与朝政决策，也对政权怀有较强的责任感。例如，董和曾多次直言劝谏刘备，诸葛亮赞其“幼宰之殷勤，有忠于国”；张裔则在诸葛亮北伐期间，负责丞相府长史事务，积极参与军政要务。这种“共治”关系，建立在“兴复汉室”的共同目标与“君臣相得”的信任基础上，使得士人群体成为政权的积极建设者。

然而，从蒋琬、费祎执政时期开始，士人群体与政权的关系逐渐走向“疏离”。蒋、费二人虽延续诸葛亮的政策，但缺乏其权威与魄力，对朝政的掌控力减弱。同时，后主刘禅逐渐亲政，但其耽于享乐、缺乏政治远见的特点，让士人群体对最高统治者产生失望。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选择“独善其身”，如杜微“固辞”丞相府主簿之职，闭门不出；五梁“以儒学节操称”，却仅任谏议大夫，远离权力核心。这种“疏离”并非源于对“汉室”信念的动摇，而是对政权治理能力的失望——他们看不到“兴复汉室”的希望，也不愿卷入日益复杂的权力斗争。

到姜维执政与黄皓专权时期，士人群体与政权的关系彻底走向“对抗”。姜维为推行北伐政策，排挤异见人士，与本土士人矛盾尖锐；黄皓则操控朝政，打击正直官员，如罗宪因“不与皓交”而被外放巴东，陈祗因反对黄皓而遭排挤。士人群体不仅被排除在决策之外，其利益甚至受到直接损害。此时的士人，已从政权的“疏离者”转变为“批判者”乃至“反对者”。谯周多次上书批判姜维北伐，认为“军旅数出，百姓凋瘁”；郤正则在《释讥》中，以“静居以保身，逊言以避咎”表达对时政的不满。

这种“对抗”关系的极端表现，便是邓艾兵临城下时，士人群体对投降的集体支持。他们不仅不再为政权辩护，反而主动为投降寻找合理性——谯周在《降议》中，从天命、民心、实力等多个角度论证投降的必要性，甚至提出“若陛下降魏，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请身诣京都，以古义争之”，将投降包装成“保全百姓”的义举。这种“对抗性合作”，本质上是士人群体对蜀汉政权的彻底否定。

四、地方势力的崛起：士人群体与豪强的合流及其影响

蜀汉后期士人群体的分化，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现象：本土士人与地方豪强的合流。这种合流强化了士人群体的地方本位意识，进一步削弱了对中央政权的认同，成为加速蜀汉灭亡的又一关键因素。

益州地区自西汉以来，便形成了一批世代传承的地方豪强。这些豪强不仅拥有大量土地与财富，还通过联姻、学术传承等方式，与本土士人群体紧密结合，形成“士家大族”的社会结构。刘焉、刘璋父子统治时期，对这些豪强采取“恩威并施”的策略，既利用其地方影响力，又防止其过度扩张。

刘备、诸葛亮时期，通过抑制豪强、推行法治，暂时遏制了地方势力的膨胀。诸葛亮在《答法正书》中明确表示：“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荣恩并济，上下有节，为治之要，于斯而着。”这种政策虽有利于中央集权，但也加深了本土士人与地方豪强对政权的不满。

蜀汉后期，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，地方势力重新崛起。一方面，姜维北伐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，地方豪强趁机扩大经济与政治影响力；另一方面，本土士人进入政权核心后，利用职权为家族与地方利益站台，形成“士人-豪强”的利益共同体。例如，谯周出身巴西西充国大族，其家族在益州南部拥有广泛影响力；张翼则是犍为郡豪族，其家族在地方军政系统中势力庞大。

“士人-豪强”合流的直接后果，是地方本位意识的强化。他们更关注益州本地的利益，而非“兴复汉室”的全局目标。当曹魏大军压境时，他们担心抵抗会导致益州遭受战火破坏，损害自身利益，因此倾向于投降以保全地方秩序。邓艾偷渡阴平后，江油守将马邈（益州本地豪强出身）不战而降，正是这种地方本位意识的体现；而谯周力主投降的重要理由之一，便是“若迁南都，势不复还，是则大敌与我为邻，而诸夷必复骚扰，恐非万全之计”，实则担心南迁会动摇益州本土的稳定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这种合流使得蜀汉政权失去了地方社会的支持。地方豪强控制着基层资源与民力，其态度直接决定了政权的动员能力。当“士人-豪强”共同体选择放弃抵抗时，蜀汉政权便失去了最后的社会基础——这也是成都平原未发生大规模抵抗便迅速投降的根本原因。

结语：士风瓦解背后的历史逻辑

蜀汉后期士人群体的分化与政治认同的崩塌，并非孤立现象，而是政权先天缺陷与后天治理失当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从群体构成的嬗变来看，外来与本土士人的矛盾始终存在，而后期人才断层与选拔失当，让这一矛盾彻底爆发；从价值取向的转变来看，“忠汉”观念的褪色与“务实”思想的兴起，反映了政权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；从与政权的互动关系来看，从“共治”到“对抗”的异化，体现了政权治理能力的衰退；而士人与地方豪强的合流，则凸显了中央集权的瓦解。

士人群体作为政权的“精神脊梁”，其瓦解意味着蜀汉失去了最后的合法性支撑。当谯周等人以“天命所归”“民心所向”为由主张投降时，他们否定的不仅是后主刘禅的统治，更是蜀汉政权“兴复汉室”的根本意义。这种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背叛，比任何军事失利都更具毁灭性。

回望蜀汉的兴衰，士风的演变恰似一面镜子：它照见了一个政权如何依靠理想凝聚人心，也揭示了当理想被现实消磨、当制度无法平衡利益时，曾经的“共同体”如何走向分崩离析。蜀汉的灭亡，与其说是被曹魏所灭，不如说是被自身瓦解的社会基础与精神内核所吞噬——这或许是比“后主昏庸”“宦官乱政”更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
下一章，我们将探讨蜀汉军事体系的结构性缺陷，分析其为何在面对曹魏进攻时迅速崩溃，敬请期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