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1章 根腐于内——蜀汉灭亡的三重结构性溃败（1/2）

当邓艾的军队踩着绵竹的血迹逼近成都时，刘禅在太极殿上掷下的降书，与其说是懦弱的选择，不如说是蜀汉这艘千疮百孔的船，终于撞上了早已注定的礁石。后人论及蜀汉灭亡，多归咎于后主昏庸、黄皓乱政，或姜维北伐空耗国力，却鲜少有人剖开表层，直视那深入骨髓的结构性病灶——这不是某个人的错，而是从立国之初就埋下的、由制度、族群与信念交织成的死结。

一、制度性失血：“客籍政权”的权力闭环与资源掠夺

建安十九年（214年）刘备入蜀时，带往益州的荆州集团（含早期追随者）不足两万人，仅占益州总人口的3%，却要统治近七十万本土百姓。为巩固权力，刘备刻意构建了“客籍优先”的金字塔体系：顶端是刘备嫡系（如关羽、张飞），中层是荆州士人（如诸葛亮、蒋琬），底层才是益州本地豪强与百姓。这套体系在《蜀科》中被制度化——“荆州籍官员擢升优先级高于益州籍”“益州商户税比荆州移民高两成”，甚至连兵役都明文规定“益州人占七成，荆州人占三成”。

这种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掠夺性的种子。诸葛亮北伐时，益州每十户就要出一丁一兵，而荆州移民聚居的南郡（蜀地侨置郡）却能享受“三丁抽一”的优待；蒋琬执政时，为修建涪城宫室，强征益州百姓服徭役，荆州移民却可通过“捐粮免役”避祸。益州士族张裔曾上书直言“蜀人疲于奔命，楚人（荆州移民）安坐高堂”，却被斥责“离间君臣”，贬为巴郡太守。

更致命的是权力闭环的自我强化。蜀汉朝廷的核心职位（如尚书令、护军将军）几乎被荆州集团垄断，益州人最高只能担任郡太守或谏官，且不得参与军事决策。这种“外来者专政”的制度，让益州人逐渐认清一个现实：蜀汉从来不是“我们的国家”，而是“他们的战利品”。当邓艾兵临城下时，益州士族谯周一句“若降魏，蜀地可保，百姓无忧”，便轻易瓦解了抵抗意志——不是益州人寡恩，而是四十年的制度性掠夺，早已耗尽了他们的归属感。

二、族群撕裂：从“共抗曹魏”到“蜀人治蜀”的信念崩塌

蜀汉立国的法理基础，本是“汉祚延续”与“共抗曹魏”。刘备称帝时，益州士族曾短暂认同这一叙事——毕竟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是天下共敌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荆州集团的排他性逐渐暴露，“共抗曹魏”的天下，慢慢变成了“荆州人用益州的血，报自己的仇”。

这种撕裂在三次关键事件中被不断放大：

- 章武二年（222年）夷陵之战，刘备为给关羽报仇，强征益州五万新兵参战，大败后“尸骸塞江”，益州人家家有丧，却见荆州将领家属“皆得厚葬，益州兵尸骨无收”，当时便有民谣传唱“蜀地血，荆州酒，醉杀刘郎不用刀”。

- 建兴六年（228年）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街亭之败本是马谡（荆州人）之过，却诛杀益州籍将领张休、李盛以泄愤，“蜀人皆怨”。

- 延熙十七年（254年）姜维北伐，围狄道时粮尽，竟强抢陇西羌人粮草，导致羌人倒戈，而随军的益州士兵“冻饿死者过半”，荆州籍士兵却“皆有御寒衣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