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1章 根腐于内——蜀汉灭亡的三重结构性溃败（2/2）

益州士族从“合作”转向“离心”，并非突然的背叛。早在延熙年间，犍为太守李邈就曾上书：“陛下（刘禅）本蜀人，当知蜀地之苦。若终为荆州人所挟，恐蜀人无噍类矣。”这份上书石沉大海，却道出了益州人的集体焦虑。当邓艾兵临城下时，益州士族的“劝降”，本质上是“换个主人，或许能活得好点”的无奈选择——就像佃农对剥削自己的地主说：“新来的地主再坏，还能比你更坏吗？”

三、信念异化：“兴复汉室”沦为权力工具与情感绑架

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写下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时，或许真有其赤诚。但到了姜维时代，这八个字已异化为荆州集团维系特权的工具。

蜀汉后期的“北伐”，早已不是战略需要，而是政治表演。姜维九伐中原，胜率不足三成，却每次都大肆宣扬“斩将数员”“夺粮千斛”，实则是为了向刘禅证明“荆州派仍有价值”。更讽刺的是，为凑军饷，姜维默许荆州将领在蜀地私设关卡，“每过一县，税加三倍”，益州百姓怨声载道，却被斥为“不知兴复大义”。

这种“信念异化”最可怕的地方，在于它绑架了所有人的情感。反对北伐的益州人被贴上“不忠”的标签，连刘禅想停北伐，都被荆州派以“先帝遗志”逼得收回成命。当“兴复汉室”变成“荆州人压迫蜀人的借口”，这个政权的精神支柱，早已蛀空成了朽木。

钟会大军压境时，刘禅在朝堂上问计，益州士族异口同声劝降，荆州派虽喊“死战”，却无一人愿领兵——他们喊了一辈子“兴复汉室”，真到需要用命去填时，才发现那不过是自己编织的谎言。

四、结语：没有哪场灭亡是突然降临的

成都城破那天，益州百姓“夹道迎魏师”，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曹魏，而是因为蜀汉的灭亡，对他们而言更像“解缚”。荆州集团四十年的统治，用制度固化了阶层，用族群撕裂了人心，用信念的名义行掠夺之实，最终让“蜀汉”二字，在益州人心中变成了“外来者的枷锁”。

后世论史者常叹“蜀汉得人心而失天下”，却不知他们得的，从来只是荆州人的“心”，失的却是益州人的“命”。一个政权若把自己变成“客籍征服者”，把治下百姓视为“供养者”而非“共同体”，纵有诸葛亮般的贤相、姜维般的勇将，也难逃“根腐而亡”的结局。

正如谯周在《仇国论》中所言：“大国小邦，强者弱者，不在于名号，而在于‘民归之’。民归之，则弱可强；民离之，则强可弱。”这句话，或许才是蜀汉灭亡最根本的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