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0章 故纸堆中的对话——沈砚州与苏临州的蜀史辩难（2/2）

三、“北伐执念”的异化：从“信念”到“政治正确”的悲剧

暮色漫上碑刻，沈砚州望着“出师表”三个字，轻声道：“可诸葛亮的北伐，终究是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’的信念，不该被苛责。”

“信念若成了‘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’，便会变成毒药。”苏临州的声音带着惋惜，“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因马谡失街亭失败，本应反思战略，他却在《后出师表》里说‘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’，把北伐上升到‘道德绑架’的高度。”

他细数史料：“蒋琬想‘顺汉水东下取上庸’，被斥为‘背离先帝遗志’；费祎限制姜维兵力，被骂作‘苟且偷安’；甚至有大臣因‘谏北伐’被冠上‘通魏’的罪名——这种‘唯北伐论’，让蜀汉失去了‘纠错’的可能。”

沈砚州反驳：“若不北伐，坐以待毙，难道不是更糟？”

“非也，‘守’未必是‘坐以待毙’。”苏临州取出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注引，“费祎执政时，休养生息五年，蜀地人口增长三成，粮食储备够支三年，这便是‘守’的成效。可惜他一死，姜维便重启北伐，九年九伐，把这点家底耗了个精光。”

他指着一组数据：“蜀汉灭亡时，军民比例1:9，十个人养一个兵；曹魏是1:20，二十个人养一个兵。姜维北伐每年消耗粮食三万斛，蜀地亩产不过三斛，这意味着十万百姓一年的收成，才够北伐一次——这样的‘信念’，百姓怎能承受？”

沈砚州沉默良久，道：“或许，蜀汉的悲剧，是‘理想主义’撞上‘现实’的必然。”

“不，是‘理想主义’被‘既得利益者’绑架的必然。”苏临州纠正，“姜维为何执着北伐？他是曹魏降将，需靠北伐证明忠诚；荆州派为何支持？他们需靠北伐维系‘正统’叙事。谁在乎益州人的死活？”

他合上书卷：“诸葛亮若泉下有知，见北伐成了某些人的‘晋身之阶’，怕是也要落泪。”

四、历史的回声：成也“人和”，败也“人和”

夜色渐浓，武侯祠的灯笼次第亮起。沈砚州望着诸葛亮塑像，忽然笑道：“苏兄说了这许多，终究逃不过‘人和’二字。刘备能在益州立足，靠的是荆州派的‘人和’；后来众叛亲离，也是丢了益州的‘人和’。”

“正是。”苏临州点头，“《孙子兵法》说‘上下同欲者胜’，蜀汉的‘上下’从来没‘同欲’过——荆州人想‘回中原’，益州人想‘保蜀地’，百姓想‘求温饱’，各有各的心思，怎能不败？”

他想起什么，补充道：“其实有一个人看清了这一点，就是谯周。他在《仇国论》里说‘因余之国（蜀汉）小，肇建之国（曹魏）大，大小不侔，强弱异势，此乃自然之理’——他不是投降，是承认现实。”

沈砚州摇头：“可‘承认现实’，不就成了‘苟且’？”

“苟且未必是错，盲进才是大错。”苏临州道，“东吴偏安江东，比蜀汉多撑了十七年；南宋偏安江南，延续了一百五十二年——承认‘弱小’，未必是认输，是为了‘活下去’。蜀汉的问题，就是太想‘赢’，反而输了‘活下去’的机会。”

风吹过银杏林，卷走最后一片落叶。两人望着祠堂深处的灯火，再未言语——历史的答案，或许就藏在这“想赢”与“活下去”的权衡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