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9章 人心的离散—从共赴国难”到各寻出路”的信念崩塌（1/2）

蜀汉的灭亡，若论最直接的推力，既非曹魏的雄师，也非姜维的冒进，而是“人心散了”——当荆州移民不再执着于“兴复汉室”，当益州士族放弃了“隐忍配合”，当普通百姓对“蜀汉”二字失去认同，这座看似坚固的政权大厦，便只剩下一碰就碎的空壳。人心的离散从不是瞬间发生的，它是数十年失望累积的结果：是赋税册上逐年攀升的数字，是朝堂上永远紧闭的上升之门，是战场上不断传来的败讯，更是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与“蜀地求生”的现实之间，那道越来越宽的裂痕。

一、荆州移民的“理想褪色”：从“精神寄托”到“现实算计”

建安十六年（211年），刘备入蜀时带来的荆州移民，约有两万户、十万人，他们是蜀汉政权最初的“核心基本盘”。这些人背井离乡，将“兴复汉室、重返荆州”视为精神支柱，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能引发强烈共鸣，正因为它说出了这一群体的心声：“当奖率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”
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根“精神支柱”逐渐被现实腐蚀。第一代荆州移民多已老去，第二代、第三代生于蜀、长于蜀，对“荆州故土”的记忆模糊，对“重返中原”的热情锐减。据《三国志·蜀书》记载，景耀年间（258—263年），荆州籍官员的子弟中，“愿赴前线者不足三成”，更多人选择“求为郡吏，安守蜀地”。这种心态转变，体现在三个层面：

对北伐的态度从“积极”转为“消极”。诸葛亮时期，荆州籍将领（如魏延、马岱）是北伐主力，“每战必请为先锋”；到姜维时期，荆州籍将领（如诸葛瞻、董厥）多主张“据守待变”，甚至与姜维公开对立。诸葛瞻在绵竹之战前感叹：“吾内不除黄皓，外不制姜维，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！”（《三国志·诸葛瞻传》）——他的愤怒，与其说是反对姜维本人，不如说是对“无休止北伐消耗蜀地”的不满，这与父辈“鞠躬尽瘁”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。

利益诉求从“共享理想”转为“独占资源”。荆州移民曾因“共同的理想”形成凝聚力，但当理想褪色，便露出“维护既得利益”的底色。他们垄断着中央官职（尚书令、大将军等）、占据着成都平原的良田，却不愿与益州人分享。景耀三年（260年），蜀汉推行“限田令”，试图将荆州移民的超额土地分配给益州农民，竟遭到“荆州籍大臣集体反对”，最终不了了之。这种“利益固化”让他们从“理想的践行者”变成“特权的守护者”，失去了精神感召力。

身份认同从“汉臣”转为“蜀人”。第二代荆州移民中，越来越多人以“蜀人”自居。《华阳国志·后贤志》记载，荆州籍学者李譔“虽为丞相掾，常言‘吾蜀地人士，当为蜀谋’”，他编写的《蜀本纪》，首次将“蜀地历史”与“中原正统”并列，这种“蜀地本位”意识的抬头，标志着荆州移民与“兴复汉室”理想的彻底切割。

当核心基本盘的理想褪色，蜀汉便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。这些人曾是政权的“心脏”，当他们开始“为自己盘算”而非“为理想献身”，政权的生命力便从根上开始衰竭。

二、益州士族的“从合作到背叛”：被长期排斥后的必然反击

益州士族（如蜀郡张氏、广汉秦氏、犍为杨氏）是蜀地的“地头蛇”，他们掌控着地方舆论、经济命脉和宗族势力。蜀汉政权若能赢得他们的支持，便能扎根蜀地；若始终将其视为“外人”，则终将被反噬。遗憾的是，蜀汉走了后一条路。

刘备、诸葛亮时期，对益州士族采取“有限合作”策略：吸纳张裔、杨洪等少数人进入中层官僚体系，却严格限制其接触核心权力。诸葛亮在《答法正书》中直言：“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荣恩并济，上下有节，为治之要，于斯而着。”——这种“恩威并施”的本质，是将益州士族视为“需要驯服的对象”，而非“平等的合作伙伴”。

到蒋琬、费祎时期，这种“有限合作”也难以为继。尚书台、大将军府的职位几乎全被荆州籍占据，益州士族“三十不仕、五十不迁”成为常态。据《华阳国志·先贤士女总赞》统计，蜀汉一朝，益州籍官员任九卿者仅3人，且均为“太常”“光禄勋”等虚职，无一人担任“司徒”“司空”等实权职位。这种“制度性排斥”让益州士族的态度从“隐忍”转为“敌视”：

从“建言献策”到“沉默对抗”。张裔曾多次上书建议“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”，被诸葛亮以“北伐急需军饷”驳回；杜琼借“天文异象”劝谏刘禅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，反被斥责“妄议朝政”。多次碰壁后，益州士族选择“不说话、不配合”：征收赋税时“拖延推诿”，统计人口时“隐匿丁口”，甚至在姜维招募士兵时“暗中阻挠”，用消极对抗消耗蜀汉的统治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