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9章 人心的离散—从共赴国难”到各寻出路”的信念崩塌（2/2）

从“文化认同”到“地域割裂”。益州士族曾以“儒学正统”自居，与荆州移民共享“汉文化”认同。但长期被排斥后，他们开始强调“蜀地文化独立性”。谯周编写《蜀本纪》，将蜀地历史追溯至“黄帝之子昌意”，宣称“蜀地自有天命，非关中所能统”；成汉政权的奠基人李特（益州氐人），其先祖在蜀汉时期便被益州士族暗中资助，可见“分裂意识”早已萌芽。

从“被动服从”到“主动倒戈”。邓艾偷渡阴平时，益州士族的反应极具代表性：江油守将马邈（益州人）“不战而降”，绵竹令（益州人）“开城迎敌”，连谯周（益州大儒）都主动为刘禅草拟降书。他们的行为并非“贪生怕死”，而是对“荆州政权”的长期不满终于找到了宣泄口——正如谯周在《仇国论》中所言：“因余之国（蜀汉）小，而肇建之国（曹魏）大，大小不侔，强弱异势，此乃自然之理也。”在他们眼中，降魏不是“叛国”，而是“结束外来统治、恢复蜀地自主”的捷径。

益州士族的背叛，是蜀汉“外来政权”属性的必然结果。当一个政权将占人口多数的本土精英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，就等于给自己埋下了“定时炸弹”，而邓艾的奇袭，不过是按下了引爆按钮。

三、普通百姓的“生存理性”：当“蜀汉”二字换不来一顿饱饭

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，普通百姓的声音往往被忽略，但正是他们的“用脚投票”，最终决定了政权的存亡。蜀汉的百姓，无论是荆州移民后裔还是益州土着，都面临着同一个现实：“蜀汉”的存在，意味着更重的赋税、更长的徭役和更频繁的战乱。当生存压力超过临界点，所谓的“认同”便成了奢侈品。

蜀汉的赋税之重，在三国中首屈一指。据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注引《蜀记》，蜀汉灭亡时，“民岁输布三匹，米五斛”，而曹魏仅“岁输布一匹，米二斛”，东吴为“布二匹，米三斛”。除正税外，还有“口算钱”（人头税）、“盐铁专营溢价”等附加税，成都平原的农民“终岁劳作，不得一饱”（《水经注·江水》引《蜀记》）。

徭役的繁重更让百姓不堪其苦。男子十五至六十岁“岁役三月”，女子十三至五十岁“岁役一月”，远超东汉“岁役二十天”的标准。诸葛亮北伐时，甚至出现“女子运粮、老弱守城”的极端情况，《三国志·杨洪传》记载，建兴六年（228年）第一次北伐，“蜀地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，无一人得免”。

长年战乱带来的死亡恐惧，彻底摧毁了百姓的归属感。姜维“九伐中原”（253—262年），平均每年战死士兵“五千人”，相当于蜀地每百户就有一户失去男丁。江油、绵竹等地的农民，“见魏军如见救星”，因为邓艾“先登者，赐粮三斛”的承诺，比蜀汉“为国捐躯、荫及子孙”的空头支票更实在。史载邓艾入蜀时，“百姓持牛酒迎军者，日以千计”（《三国志·邓艾传》），这种“箪食壶浆”的场景，不是对曹魏的认同，而是对蜀汉统治的彻底失望。

普通百姓的逻辑很简单：谁能让他们活下去，他们就支持谁。当蜀汉的统治与“饥饿”“死亡”绑定，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再响亮，也敌不过“一顿饱饭”的诱惑。人心的离散，在百姓这里，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政治选择，而是最朴素的生存本能。

四、信念崩塌的终极表现：成都围城时的“无人死战”

景元四年（263年）十一月，邓艾兵临成都城下，此时的成都仍有“兵三万，粮可支一年”（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注引），完全可以坚守待援。但刘禅最终选择投降，最根本的原因是“无人愿战”——朝堂上，谯周的“降魏论”获得压倒性支持；军队中，将士“逃亡者日夜不绝”；民间，“百姓安堵，市不改肆”，仿佛围城与己无关。

这种“集体冷漠”是人心离散的终极表现。荆州移民后裔不愿为“不再向往的中原”拼命，益州士族不愿为“排斥自己的政权”牺牲，普通百姓不愿为“填不饱肚子的朝廷”流血。当一个政权的各个群体都在“各寻出路”，它的灭亡便成了众望所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