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2章 余波与回响——蜀汉灭亡后的历史涟漪（1/2）

成都城破的第二年（264年）春天，南中永昌郡的夷人头领孟虬，带着犀角、象牙来到洛阳朝贡。司马昭问他：“你曾随诸葛亮南征，如今蜀亡，有何感想？”孟虬用生硬的汉语答：“丞相在时，教我们种稻、织布，说‘汉夷一家’；后来的官，只知要钱、要兵，蜀亡，我们不悲。”这番话，道出了蜀汉灭亡后最真实的社会图景——权力更迭的尘埃之下，是不同群体命运的分野，是历史记忆的重塑，更是“正统”与“现实”的持续博弈。

一、降者的命运：从“蜀汉旧臣”到“魏晋新官”的身份转换

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，常被视为昏庸的佐证，却藏着降者群体的生存智慧。这位蜀汉后主在洛阳被封为“安乐公”，虽遭司马昭猜忌，却得以善终（271年去世），比在成都“做困兽之斗”的儿子刘谌（自杀）多活了八年。他的“苟活”，不仅是个人选择，更影响着蜀汉旧臣的命运——司马昭因“刘禅驯服”，对蜀汉降官多有任用，形成“降者集团”在魏晋官场的特殊存在。

将官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郤正。这位曾因“劝谏刘禅”被边缘化的官员，在成都投降时“典掌玉玺，送降书”，因“办事得体”被司马昭任命为“关内侯”，后来还成了晋武帝司马炎的“散骑常侍”。他在《三国志》中留下“性澹于荣利，而尤耽意文章”的评价，可见其在新政权中找到了“文化官僚”的定位。

而姜维的“复国梦”，则成了悲剧的注脚。他试图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“假魏灭魏”，却因“计划泄露”被乱兵所杀，家族也遭株连。《三国志·姜维传》注引《世语》载，姜维死后“尸身被剖开，胆如斗大”，这个细节既显其“胆大”，也喻其“逆势而为”的孤勇。他的失败，证明“亡国之后再图复国”的艰难——当人心已散，仅凭个人意志难以回天。

降者群体的命运差异，揭示了“改朝换代”的残酷法则：顺应现实者得以存续，逆势反抗者往往覆灭。而对普通士兵和百姓而言，“谁做皇帝”远不如“赋税多少”重要——魏晋接手蜀地后，立刻“减租调，抚流民”，让“蜀民渐安”，这比任何“正统之争”都更能巩固统治。

二、益州的变迁：从“蜀汉核心”到“魏晋边地”的角色重构

蜀汉灭亡后，益州的行政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。曹魏将“益州”拆分为“梁州”（治汉中）和“益州”（治成都），削弱其地域整体性；又将南中七郡划归“宁州”，直接由中央管辖，瓦解了“南中为蜀地屏障”的传统格局。这种“拆分策略”，既是对蜀汉“以益州抗天下”的防范，也标志着益州从“政治中心”回归“地理概念”的角色重构。

经济上，魏晋对蜀地采取“轻徭薄赋”的安抚政策。司马昭下令“蜀地田租减半，民欠赋税一律免除”，还释放了蜀汉时期的“官奴婢”，让其“回乡务农”。这些措施迅速稳定了蜀地经济——成都的锦官城恢复生产，南中的盐铁贸易重新活跃，到西晋初年，益州已从“疲弊之地”变回“天府之国”，《晋书·地理志》载“太康年间，蜀地户口恢复至刘备入蜀时水平”。

文化上，“汉统叙事”逐渐被“魏晋正统”取代。成都的文庙里，东汉郑玄注的经书被换成曹魏王肃注本；太学中，《出师表》不再作为“必修课”，转而讲授《晋律》；连民间说书人，也开始讲“司马昭平蜀”的故事。这种文化重构，比军事征服更彻底——一代人之后，蜀地百姓已“不知汉祚为何物”，只认“大晋子民”的身份。

益州的变迁证明：地域的命运，从来由“实力”与“治理”决定，而非“正统名号”。蜀汉曾试图以“汉统”绑定益州，却因“治理失当”失去民心；魏晋虽为“外来者”，却靠“轻赋安民”赢得认同——这再次印证了“民心向背”才是最根本的“正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