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1章 镜像中的启示——从蜀汉灭亡看权力运行的永恒困境（1/2）

洛阳城的太学里，司马昭曾让降臣郤正讲解蜀汉兴衰。当郤正说到“诸葛亮治蜀时，道不拾遗；黄皓乱政时，民怨沸腾”时，司马昭笑问：“同一片蜀地，同一些百姓，为何前后判若两国？”这个问题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所有政权的共同困境——权力是滋养盛世的雨露，还是催生衰亡的毒药，从来不取决于权力本身，而取决于掌权者如何使用它。蜀汉的灭亡，与其说是“天命已终”，不如说是权力运行机制失控后的必然结果，而这种失控的逻辑，在漫长的历史中反复上演，成为后人必须直面的永恒课题。

一、“强人政治”的双刃剑：高效与隐患的共生

诸葛亮治蜀的十二年（223—234年），是蜀汉权力运行的“黄金时代”。他以“丞相录尚书事”总揽全局，“政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”，却能做到“赏罚分明，不避亲疏”：马谡违令被斩，蒋琬犯错被贬，而张裔（益州人）、杨洪（益州人）因才被重用。这种“强人政治”的高效，让蜀汉在夷陵之战后迅速恢复元气——南中平定、北伐震动关中、府库充盈，史称“亮之治蜀，田畴辟，仓廪实，器械利，蓄积饶”（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）。

但“强人政治”的隐患，藏在高校的阴影里。诸葛亮的“事必躬亲”，导致官僚体系缺乏“自主决策能力”，大小事务依赖丞相决断；他的“道德完人”形象，让后继者难以企及，形成“后诸葛时代”的权威真空。蒋琬、费祎虽为良臣，却因“威望不足”难以压制派系纷争；而刘禅在“相父”的庇护下，从未真正学习过帝王之术，亲政后只能在“放权”与“专断”之间摇摆，最终被黄皓钻了空子。

这种隐患在历史中不断重演：秦始皇以“铁腕”统一六国，却因“无继承者能续其威”而二世而亡；雍正帝以“勤政”整顿吏治，却因“集权过度”让乾隆朝官僚体系僵化。“强人政治”能解决一时的危机，却无法构建可持续的制度，正如诸葛亮自己在《出师表》中忧虑的“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明”——当权力的运行过度依赖个人能力，而非制度约束，一旦“强人”离去，崩塌便近在眼前。

二、“派系平衡”的临界点：合作与倾轧的转换

蜀汉的权力舞台上，始终存在“荆州派”与“益州派”的角力。刘备、诸葛亮时期，这种角力被控制在“合作框架”内：荆州派主导核心权力，却需借助益州派的地方治理经验；益州派虽居次要地位，却能通过“科举”“荐举”进入权力体系。张裔（益州人）任丞相长史，董允（益州人）任侍中，都是平衡的例证，史载“亮推诚心，布公道，益州人士，多有进用”。

但这种平衡在蒋琬、费祎之后被打破。荆州派后代（诸葛瞻、董厥）为巩固权力，将益州派排斥在中枢之外，甚至篡改“察举制度”，优先提拔“荆州旧部子孙”。益州士族的不满从“隐性”转为“显性”：犍为太守杨洪因反对北伐被罢官，临终前告诫子弟“勿仕蜀廷”；谯周撰写《仇国论》，公开质疑蜀汉政权的合法性。当邓艾兵临城下时，益州士族集体支持“降魏”，本质上是对“派系倾轧”的终极反抗。

这种“平衡到倾轧”的转换，是权力运行的常见陷阱。北宋“新党”与“旧党”的党争，明末“东林党”与“阉党”的厮杀，皆因“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”，最终耗尽政权活力。而破解之道，在于构建“超越派系的共同目标”——诸葛亮时期的“北伐复汉”，曾短暂实现这一目标；当这一目标因“现实受挫”而模糊，派系倾轧便会失控，这是蜀汉留给后世的深刻教训。

三、“民生底线”的警示：供养与掠夺的界限

蜀汉灭亡前十年，成都周边的农民发明了一种“无声的抗议”：他们在缴纳的粮食里掺沙土，在织造的蜀锦里加麻线。这种“消极抵抗”的背后，是民生底线被突破的绝望——姜维北伐导致“岁无宁日”，黄皓贪腐让“赋敛倍于往昔”，百姓“卖儿鬻女以充军饷”，连《三国志》这样的“正史”都不得不承认“蜀民面有菜色，流亡过半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