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9章 结构性溃败——蜀汉灭亡的制度性根源探析（2/2）

但到了姜维时期，这一战略异化为“为北伐而北伐”的路径依赖。姜维作为降将，急于通过北伐证明忠诚，却忽视了蜀汉国力的实际承载力。他的“九伐中原”，多在“粮不继、兵不足”的情况下强行发动，如延熙十九年（256年）段谷之战，蜀军因“粮道被断”惨败，“士卒星散，死者甚众”，连蜀汉内部都批评其“玩众黩旅，明断不周”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姜维传》）。

更致命的是，后期的北伐完全偏离了“以攻代守”的初衷。诸葛亮时期的北伐，注重“稳扎稳打”（如先夺祁山、再图关中），且与“南中治理”“内政整顿”同步推进；姜维的北伐则变成“孤军突进”，既不巩固占领区，也不考虑后勤，甚至在朝廷反对时“率部出沓中”，导致汉中防线空虚——这直接给了钟会、邓艾“乘虚而入”的机会。

战略决策的僵化，本质是“经验主义”对现实的背离。当曹魏已通过“高平陵之变”完成权力交接、国力持续上升时，蜀汉仍执着于“北伐神话”，最终被战略惯性拖入深渊。

四、人才体系的自我封闭：“荆州派垄断”与“本土人才凋零”

蜀汉的人才困境，从“五虎上将”到后期“廖化作先锋”的演变中可见一斑。刘备时期，虽以荆州派为核心，但仍能吸纳益州人才（如黄权、李严）、降将（如马超、黄忠），形成“多元互补”的人才结构。诸葛亮执政初期，也注重“举贤任能”，提拔了张裔（益州人）、杨洪（益州人）等本土官员，甚至为培养接班人，安排蒋琬（荆州）、费祎（荆州）与董允（益州）“共录尚书事”，试图平衡派系。

但到了蒋琬、费祎之后，人才体系彻底封闭。荆州派后代（如诸葛瞻、董厥）凭借“父辈荫庇”垄断高位，他们“生于安乐，不谙军事”，却对益州本土人才（如罗宪、霍弋）处处打压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益州士族子弟“三十不仕”成为常态，即便进入官场，也多被安排“冗散之职”，难以参与核心决策。

这种封闭性，导致蜀汉后期“人才断层”：军事上，能独当一面的仅剩姜维（降将）；行政上，缺乏像诸葛亮那样“总揽全局”的重臣；外交上，连出使东吴的使者都找不到合适人选。当钟会大军压境时，蜀汉朝廷竟“无将可派”，只能让诸葛瞻（缺乏实战经验）率军迎敌，最终在绵竹惨败——人才凋零，让蜀汉失去了最后的抵抗能力。

五、意识形态的失效：“汉统叙事”与现实民生的割裂

刘备称帝时，以“中山靖王之后”的身份宣称“承续汉祚”，这在东汉末年“人心思汉”的背景下，确实能凝聚部分人心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高呼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，将北伐与“汉统延续”绑定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号召力。

但到了蜀汉后期，“汉统叙事”已严重脱离现实。从时间上看，曹魏代汉已近三十年（220—263年），新一代百姓对“汉朝”的记忆模糊，“兴复汉室”对他们而言，远不如“减轻赋税”“安稳度日”重要。从实效上看，蜀汉的“汉统”并未带来民生改善——如前所述，赋税沉重、徭役繁重，反而让百姓“思魏之治”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邓艾传》，邓艾入蜀后发现“蜀民苦其役调，多有降意”，可见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已让位于现实利益的考量。

更讽刺的是，蜀汉后期的“汉统叙事”变得僵化而排外。当东吴提议“两国结盟，共抗曹魏”时，蜀汉大臣以“吴非汉统，不可平起平坐”为由拒绝；当益州士族建议“与魏议和，休养生息”时，被斥为“背叛汉祚”。这种“为汉统而汉统”的偏执，让蜀汉失去了外交空间，也失去了内部改革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