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9章 结构性溃败——蜀汉灭亡的制度性根源探析（1/2）

一、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：“荆州核心”与“益州边缘”的永恒张力

章武元年（221年），刘备在成都称帝时，朝堂之上已有一道无形的裂痕。据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注引《诸葛亮集》，当年劝进表的署名名单里，前五十位几乎全是荆州、徐州旧部（如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），益州本土士族仅占两席。这种“外来者掌权”的权力结构，从立国之初就埋下了“非融合”的隐患。

刘备入蜀前，益州由刘璋父子统治二十余年，本土士族（如张、李、赵等大族）已形成稳固的利益网络。刘备集团以“外来征服者”身份取而代之，虽沿用了部分益州官员（如董和、黄权），却始终将核心权力（军权、行政权）牢牢抓在荆州派手中。诸葛亮执政时期，虽提出“亲理细事，汗流终日”的勤政姿态，却在人事布局上延续了这一传统：北伐大军的统帅（诸葛亮、姜维）、中枢重臣（蒋琬、费祎）均为荆州派或降将，益州士族最高仅能担任郡守、县令等地方职务，难以触及核心决策层。

这种结构的致命性，在和平时期表现为“治理效能损耗”。益州士族熟悉本地风土人情，却因“边缘化”而缺乏施政积极性；荆州派虽掌控全局，却对蜀地复杂的宗族关系、经济特点了解有限，导致政策时常“水土不服”。例如，诸葛亮推行的“严刑峻法”，虽旨在整顿刘璋时期的“宽纵之弊”，却因未考虑益州士族的利益诉求，引发“刑法峻急，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”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伊籍传》注引）的反弹。

到了后期，这种张力演变为“集体沉默”。当邓艾偷渡阴平，成都城内的益州士族集体选择“不抵抗”，谯周的“降魏论”能迅速被接受，本质上是本土势力对“外来政权”的长期不满的总爆发。正如《华阳国志》所载：“蜀士大夫多怨，故周之言易入。”权力结构的先天失衡，让蜀汉从“内部凝聚力”上就输了一筹。

二、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：“军事优先”下的民生凋敝

蜀汉的经济，从一开始就带着“战时经济”的基因。刘备夺取益州后，为支撑对魏、吴的战争，迅速建立起“以军养军”的模式：将盐铁专营（设司盐校尉、司金中郎将）、蜀锦贸易（“决敌之资，唯仰锦耳”）作为主要财源，同时推行“增调赋税”“募兵充军”等政策，优先保障军事需求。

诸葛亮时期，这种模式达到顶峰。据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，建兴五年（227年）至十二年（234年）的七年间，诸葛亮五次北伐，年均军费消耗占国库收入的60%以上。为维持开支，蜀汉将“口算”（人头税）从东汉的“每人每年20钱”增至“每人每年50钱”，“户调”（家庭税）从“绢2匹、棉2斤”增至“绢3匹、棉3斤”。成都平原的良田，大量被改为“军屯”（如渭水沿岸的“十二围”），农民被编入“士家”制度，世代承担兵役和徭役，导致“民有菜色，野有饿殍”（《三国志·吴书·薛综传》）。

姜维时期，经济模式的弊端彻底爆发。他“九伐中原”（253—262年）的频率远超诸葛亮，且多在粮食欠收之年强行出兵。为筹集军饷，蜀汉朝廷甚至推行“铸大钱”：一枚“直百五铢”（重12克）强制兑换百姓手中100枚五铢钱（总重约300克），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。这种“饮鸩止渴”的做法，导致物价飞涨——“米价一石值万钱”（《晋书·食货志》），百姓“弃业流亡，户口锐减”。据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对比，蜀汉灭亡时（263年）的户数（28万户）仅为刘备入蜀时（214年，约50万户）的56%，人口衰减近半，经济基础已近崩溃。

经济的不可持续，让蜀汉陷入“战争越多→民生越差→兵力越弱”的恶性循环。当邓艾兵临城下时，百姓“不愿为蜀战”，本质上是对“军事优先”模式的彻底抛弃。

三、战略决策的路径依赖：从“以攻代守”到“战略绑架”

诸葛亮提出的“以攻代守”，本是基于蜀汉国力的无奈选择——国土面积仅为曹魏的1\/5，人口不足曹魏的1\/4，若被动防御，只会坐以待毙。建兴六年（228年）第一次北伐时，蜀军“兵出祁山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叛魏应亮”，证明这一战略在初期有效：通过主动出击，既能打乱曹魏部署，又能争取凉州、关中的民心，为蜀汉争取生存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