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9章 根烂于内——权力异化与结构崩塌的终极逻辑（1/2）

当邓艾的士兵踩着成都的晨露进城时，蜀汉的灭亡已不是军事失败的偶然，而是权力结构从根须开始的系统性溃烂。这个以“兴复汉室”为旗帜的政权，最终没能逃脱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历史循环，而溃烂的根源，藏在权力运行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。

一、“家天下”的反噬：从“共治”到“独断”的权力异化

刘备临终前的“白帝城托孤”，曾构建过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——诸葛亮以“相父”身份开府治事，刘禅以“君主”身份名义掌舵，看似“君臣共治”，实则是乱世中“能力优先”的权宜之计。但这种平衡的脆弱性在于：它依赖双方的“道德自觉”，而非制度约束。

诸葛亮在世时，靠“鞠躬尽瘁”的自律维持着平衡，他的《出师表》与其说是陈情，不如说是对权力边界的自我设限——“陛下亦宜自谋，以咨诹善道，察纳雅言”，这句劝诫藏着他的底线：君权不可滥用。可当这种“自律”遇上刘禅的“惰性”，平衡便成了失衡的起点。

刘禅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收回“开府权”。蒋琬、费祎等继任者虽位高权重，却再也没享过诸葛亮“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”的权限，连调兵五十人都要“奏请陛下裁决”。更致命的是“内朝干政”——刘禅让宦官黄皓“典掌机密”，用近侍取代外朝大臣，形成“奏折先过黄皓，再到陛下”的畸形流程。尚书令樊建想弹劾黄皓，竟被刘禅一句“皓乃小臣，何足介意”挡回。

权力一旦失去制衡，就会变成吞噬一切的黑洞。黄皓为固宠，勾结外戚、拉拢将领，甚至篡改军情——姜维奏报“钟会在关中练兵”，黄皓却改成“魏兵畏蜀，不敢来犯”，让刘禅错过了最后的备战时机。这种“皇帝纵容下的权力私有化”，让蜀汉的决策系统成了“私人游乐场”，灭亡只是时间问题。

二、“派系固化”的死结：从“能者上”到“圈子内”的人才窒息

蜀汉初年的活力，来自“不问出身”的用人逻辑：诸葛亮提拔王平（士卒出身）、张裔（益州土着）、马忠（南中人），连降将姜维都能从牙门将一路升到大将军。那时的朝堂上，荆州派（如蒋琬）、益州派（如张裔）、降将派（如姜维）虽有摩擦，却能在“兴复汉室”的大旗下协作——能力是硬通货，派系只是背景。

但这种生态在费祎遇刺后急转直下。以诸葛瞻（诸葛亮之子）、董厥为代表的“勋贵集团”开始垄断权力，他们打着“继承武侯遗志”的旗号，实则排挤“非圈子内”的人才。姜维作为“降将”，虽有战功却始终被猜忌，他想在沓中屯田避祸，都被诸葛瞻以“耗费军粮”驳回；益州派更惨，张裔的儿子张毣明明政绩卓着，却因“非荆州旧部”，终身只做到县令。

最可怕的是“人才断层”。蜀汉后期的尚书郎、中郎将，多是“父死子继”的勋贵子弟，这些人“骑马射猎尚可，运筹帷幄无能”。邓艾偷渡阴平时，镇守江油的马邈，正是靠父亲马岱的荫庇才当上守将，他面对魏军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抵抗，而是“吾家世受汉恩，然力不能敌”——这种“无能却占位”的状态，早已掏空了蜀汉的人才根基。

三、“资源错配”的恶性循环：从“养兵”到“养腐”的财政崩塌

诸葛亮时期的蜀汉财政，虽不富裕却算健康：靠“盐铁专营”和“南中贡赋”支撑北伐，百姓赋税“岁入亩四升”，不算轻也不算重。但到了后期，财政逻辑完全变了——不再为“兴复汉室”服务，而是为“权力集团”服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