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1章 战略迷失的致命歧路（2/2）

姜维的北伐，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。为支撑连年征战，他不仅加征赋税，更推行“兵户制”：凡家中有男丁者，一人为兵，全家免役，但需承担额外军粮。这看似“合理”，实则将负担转嫁给了非兵户家庭——到景耀年间，蜀汉兵户仅占总人口的10%，却消耗了全国40%的粮食，剩下90%的民户需承担60%的粮赋，“民有菜色”已成常态。

军事工业的过度扩张，更挤压了民生资源。成都的兵器坊原本“岁造刀枪三千”，姜维将其扩大至“岁造一万”，大量工匠被强征入伍，导致农具生产锐减。巴郡出土的《景耀四年器物簿》显示，当年农户平均拥有的铁农具数量，仅为诸葛亮时期的三分之一，“春耕时，十户共用一犁”的现象比比皆是。

当军事需求凌驾于民生之上，“兵民相济”就变成了“兵民相残”。景耀三年（260年），涪陵郡发生“农民夺粮”事件：数百农户冲进当地粮仓，抢走军粮，理由是“与其饿死，不如战死”。姜维派军镇压，斩杀为首者，但类似的反抗此后愈演愈烈——到曹魏伐蜀时，蜀军沿途“征粮无所得”，甚至需要“掠民为食”，早已失去了诸葛亮时期“军民一心”的根基。

四、战略迷失的终极代价：从“旗帜凝聚”到“旗帜崩塌”的溃败

“兴复汉室”的旗帜，本是北伐战略的精神内核。诸葛亮通过北伐，将蜀汉定位为“汉室正统”，以此团结内部各派系，抵消曹魏“代汉”的政治优势。即使北伐失利，这面旗帜仍能让百姓相信“牺牲有意义”。

但姜维的穷兵黩武，让这面旗帜彻底褪色。当士兵在战场上冻饿而死，当农户因缴不起军粮而流亡，当“北伐”变成“掠夺”的借口，“兴复汉室”便成了百姓眼中的笑话。绵竹之战前，诸葛瞻的部将黄崇曾激励士兵：“为汉室死战，可光耀门楣！”得到的回应却是“汉室若要我等饿死，不如降魏求活”。

战略迷失的最终代价，是整个国家失去了抵抗意志。当钟会大军逼近剑阁时，姜维仍在沓中与邓艾周旋，错失回防良机；当邓艾奇袭阴平，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——他在投降书中写道：“蜀军在外，百姓在内，皆已疲极，再战无益。”这种“无心抵抗”的心态，蔓延至整个蜀汉：诸葛瞻在绵竹战死，却是“兵无战心，一触即溃”；刘禅在成都投降，大臣中竟无一人坚决反对。

成都城破那日，有老兵在街头哭泣：“丞相（诸葛亮）北伐，是为保蜀；姜伯约（姜维）北伐，是为亡蜀。”这句哭诉，道破了战略迷失的本质——当“以攻为守”变成“以攻亡国”，当“保家卫国”变成“耗竭家国”，再坚固的堡垒，也会从内部崩塌。

结语：战略的本质，是对“度”的把握

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中，战略迷失是最直接的催化剂。从诸葛亮“以攻为守”的稳健，到姜维“穷兵黩武”的偏执，并非战略方向的错误，而是对“度”的失控——忘记了“攻”是为了“守”，忘记了军事是为了民生，忘记了旗帜需要实绩支撑。

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姜维的初衷或许并非“亡蜀”，而是想通过北伐证明自己，完成诸葛亮未竟之业。但他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任何战略，若脱离了国家的实际能力，违背了百姓的基本诉求，终将从“自救”变成“自毁”。

当洛阳的钟声响起，刘禅走出城门投降时，姜维正在剑阁浴血奋战。他或许到死都不明白：真正摧毁蜀汉的，不是曹魏的大军，而是他自己亲手点燃的、那场名为“北伐”的燎原大火——这火曾被诸葛亮小心控制，用以取暖；到他手中，却烧尽了所有的柴薪，只留下一片灰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