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2章 人心离散：从“军民同欲”到“上下离心”的崩塌轨迹（1/2）

当邓艾的军队穿过阴平小道，兵临成都城下时，刘禅在朝堂上问出的那句“何以至此”，实则早已埋下答案。蜀国的灭亡，从不是单纯的军事失利，而是人心从凝聚到离散的漫长过程——当“兴复汉室”的旗帜失去温度，当“上下同欲”的根基被虫蛀空，即便是剑阁天险、绵竹精锐，也挡不住分崩离析的洪流。

一、庙堂之高：权力旋涡里的信任崩塌

章武三年（223年），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，曾拉着诸葛亮的手说：“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这句被后世津津乐道的“信任之语”，实则暗含着蜀汉权力结构的先天脆弱——以“外来集团”（荆州派）为核心，联合“本土势力”（东州派、益州派）的平衡术，从一开始就依赖“共尊汉室”的共识与核心人物的威望。

诸葛亮掌权时，这套平衡尚且稳固。他以“亲理细事”的勤勉赢得各方敬畏，对益州派的代表人物李严，虽有贬黜却留有余地；对东州派的法正、孟达，既用其才也防其骄；对荆州旧部，虽倚重却不纵容（如斩马谡以正军法）。此时的朝堂，虽有派系之别，却无根本裂痕，因为“北伐抗魏”的目标让所有人都有奔头。

但这种平衡在诸葛亮去世后迅速失衡。蒋琬、费祎时期虽力求维稳，却已显疲态——蒋琬欲“乘水东下”攻魏，遭群臣反对后郁郁而终；费祎被曹魏降将郭循刺杀，背后隐约可见派系斗争的影子。到姜维掌权，权力结构彻底倾斜：作为“降将出身”的荆州派边缘人，他既无诸葛亮的威望，又缺乏整合各方的能力，只能靠频繁北伐强化存在感，反而加剧了内部撕裂。

最致命的是刘禅的“无为”。这位君主并非愚笨，却深谙“藏拙”之道：早期放权给诸葛亮，中期默许蒋琬、费祎制衡，后期则纵容黄皓干政。黄皓作为宦官，本无根基，却能轻易扳倒董允（荆州派）、排挤罗宪（东州派），甚至让姜维避祸沓中，本质上是刘禅借其手平衡朝堂——可这种“以奸制贤”的权术，最终只会让人心寒。

益州派的转变最能说明问题。早期的益州士族，如杜微、谯周，虽对“外来集团”心存芥蒂，却因诸葛亮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”而逐渐归附。但到后期，当姜维的北伐变成“竭民力以逞私欲”，当黄皓的亲信把持地方，他们的态度从“隐忍”转向“抵触”。谯周在《仇国论》中直言：“处大国无患者，恒多慢；处小国有忧者，恒思善。”暗讽蜀汉君臣沉迷北伐，不顾民生，这篇文章竟能公开发表，可见益州派的不满已不加掩饰。

二、江湖之远：民生凋敝下的民心流失

“民为邦本”的道理，诸葛亮比谁都清楚。他在《隆中对》中就强调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”，入蜀后更是推行“休士劝农”：修都江堰、推广“诸葛连弩”改良农具、通过蜀锦贸易补充财政。即使北伐，也尽量“因粮于敌”，减少本土消耗。史载其“行法严而国人悦服，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”，正是民心未散的写照。

但这种“兵民相济”的平衡，在姜维时期被彻底打破。为支撑十年九伐，蜀汉的赋税徭役直线攀升：据《三国志·蜀书》记载，刘禅时期的户口数（28万户、94万人）较刘备时期（20万户、90万人）增长有限，兵员却从10万增至13万——相当于每7人就要养1名士兵，而曹魏是每10人养1名，东吴是每8人养1名。

成都平原的农户最有体会。原本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的天府，到后期竟出现“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”的窘境。1984年出土的郫县犀浦《簿书》竹简显示，景耀年间，当地农户“岁输粮三石，帛二匹”，是诸葛亮时期的两倍；更有“家有三丁者，二丁戍边”的记载，导致“田间少壮者少，老弱耕于田”。

基层官吏的腐败更让民生雪上加霜。黄皓的亲信在地方“承指索贿”，如巴郡太守罗宪因拒绝行贿，被调任永安，远离中枢；南中都督霍弋想弹劾地方贪官，竟被刘禅以“小事”驳回。百姓怨声载道，从“蜀民追思亮”到“民皆菜色”，不过短短三十年。

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南中地区的变化。诸葛亮平定南中后，采取“和抚”政策，让孟获等首领世袭其职，蜀汉得以“调发南中劲卒”补充兵力。但到后期，因官吏盘剥加剧，南中多次爆发叛乱，如延熙十年（247年）的刘胄之乱，虽被马忠平定，却耗费了大量兵力——当“后院”都不稳，蜀汉的根基已然松动。

三、军心之散：从“死战”到“降溃”的转折

军队是蜀汉的立国之本，其军心变化最能体现“人心离散”的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