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7章 根腐而叶枯（2/2）

三、“理想空壳化”的信仰崩塌：从“兴复汉室”到“得过且过”的堕落

“兴复汉室”曾是蜀汉最核心的精神旗帜，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“北定中原，还于旧都”的呐喊，曾让无数士人热血沸腾。但到后期，这面旗帜早已沦为空洞的口号，连喊口号的人都不再相信。

统治者的“空心化”：刘禅对“兴复汉室”毫无兴趣，他在后宫养了“声乐伎人百余人”，常“宴饮通宵，不问政事”。宦官黄皓趁机专权，把“北伐”变成敛财工具——每次姜维出征，黄皓都以“军需”为名向各州索贿，所得钱财一半入私囊。这种“借理想谋私利”的操作，让“兴复汉室”成了笑话。

士人的“清醒”与“麻木”：姜维的北伐，从“以攻为守”变成“邀功固位”，他在沓中屯田时“私占良田千亩”，麾下士兵却“衣不蔽体”；诸葛瞻虽喊着“誓死保卫成都”，却在战前“搜刮民财，广置姬妾”。连拥护蜀汉的益州士人都看清了：“这不是复汉，是借汉之名，行掠夺之实。”

百姓的“漠然”：当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换不来一碗饱饭，百姓便不再相信任何理想。绵竹之战前，诸葛瞻在街头誓师，围观百姓“无一人响应”，反而有人喊：“打输了就降，反正换谁当皇帝都要缴粮。”这种漠然，比反抗更可怕——它意味着这个政权连被憎恨的价值都没有了。

四、根腐的必然：当民心成了“可消耗品”

蜀汉灭亡的根本，在于它从“为民”的政权，异化为“掠民”的机器。刘备、诸葛亮时期虽有扩张野心，却懂得“民心是根基”，尚能“取之有度”；而后期的统治者将民心视为“取之不尽的资源”，用赋税、徭役、垄断不断压榨，直到最后一滴血被榨干。

当邓艾兵临城下时，刘禅召集群臣议事，朝堂上“降者过半”，连最忠诚的“荆襄派”都沉默——他们知道，没人会为这个“掠夺成性”的政权卖命。益州士族谯周一句“降魏可保百姓安”，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：不是百姓不爱“汉”，是这个“汉”早已不爱百姓。

成都城破那日，百姓“担酒迎魏军”，不是背叛，而是对“不被掠夺”的卑微渴望。就像一棵大树，根系被蛀空，枝叶再繁茂也是假象，一阵风过，自然拦腰折断。

蜀汉的灭亡，从来不是“后主昏庸”或“姜维好战”的个人之过，而是掠夺型体制必然的结局。它警示后世：民心不是用来消耗的，而是需要滋养的；任何把百姓当“提款机”的政权，终将被百姓抛弃，这是历史不变的铁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