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7章 根腐而叶枯（1/2）

当邓艾的士兵踩着绵竹关的血迹冲向成都时，刘禅正在后宫与宦官掷骰子。案上的蜜饯撒了一地，其中一颗滚到铜镜前，照出他惊慌失措的脸——这面镜子曾映出刘备“弘毅宽厚”的遗容，映出诸葛亮“鞠躬尽瘁”的背影，如今却只照出一个被宠坏的末代君主。蜀汉的灭亡，从来不是“邓艾奇袭”的偶然，而是掠夺型体制耗尽民心后，必然走向的崩塌。就像一棵从根上腐烂的大树，即便枝头暂时叶绿，一阵风也能将其吹倒。

一、“取民无度”的掠夺机器：从“仁政”到“竭泽而渔”的蜕变

建安十九年（214年）刘备入蜀时，曾与益州百姓约法三章：“宽租赋，减徭役，禁私掠”，彼时成都街头“百姓夹道，焚香相迎”，这是蜀汉民心的起点。但到刘禅时期，这套“仁政”早已异化为掠夺的工具。

赋税的枷锁：诸葛亮时期虽行“十二取一”的田租，却附加“调绵绢二匹、锦一匹”的户调；姜维执政后，为支撑北伐，田租增至“十取其四”，户调再加“麻三斤、铁五斤”，还新增“北伐特别税”——百姓需将年收入的三成直接缴给军队。广汉郡农户王二柱在日记里记过一笔：“景耀元年，收麦五十石，缴税后余十五石，够全家吃四个月，剩下的日子只能挖野菜。”这种掠夺不是特例，据《蜀鉴》记载，蜀汉后期“民有三女者，输一女为婢”，连人口都成了征税的对象。

徭役的绞索：蜀汉人口仅九十四万，却常年维持十万军队，另有四万官吏与工匠，平均每七人就要供养一个“吃公粮”的人。为凑足北伐的粮草，朝廷强制“男子十五至六十岁皆服徭役”，农忙时也不得归家。巴郡太守杨洪曾上书直言：“百姓耕稼失时，田亩荒芜，恐生民变”，却被刘禅斥为“危言耸听”。结果如杨洪所料：犍为郡“流民入吴者月以千计”，南中“夷人举寨逃亡，山路皆白骨”。

专卖的垄断：诸葛亮设立“锦官”“盐铁官”，本意是“以官营补国库”，到后期却成了权贵敛财的工具。蜀锦由官方定价收购，织工仅得市价十分之一的酬劳；井盐专卖更是“价高十倍”，百姓“淡食者十之三四”。有织工在锦缎里偷偷织“苦”字，被发现后剁去手指——这哪里是“官营”，分明是用百姓的血泪喂饱权贵的贪欲。

当掠夺成为体制的常态，“民心”便成了最廉价的消耗品。成都百姓曾在刘备像前焚香祈愿，到后期却将其推倒，换成“土地神”——因为“土地神至少不抢粮”。

二、“士庶割裂”的权力堡垒：益州本土势力的彻底失望

蜀汉的权力核心，始终是“荆襄集团”的封闭堡垒。刘备带来的“元从派”（如关羽、张飞）、诸葛亮代表的“荆州派”，长期垄断军政要职，益州本土士族被死死挡在权力门外。这种“外来者专政”，最终让最该拥护政权的本土势力彻底失望。

仕途的玻璃天花板：益州士族中，即便如张裔、杨洪这样的贤才，也只能担任太守、都尉等中下级官职，从未进入中枢。刘禅时期的尚书令、大将军等要职，全由荆襄人担任：费祎（江夏人）、姜维（天水人）、诸葛瞻（琅琊人）……益州人谯周虽官至光禄大夫，却被戏称为“说话不算数的顾问”。他在《仇国论》中暗讽：“外来者坐享其成，本土者辛劳无获，此乃亡国之道。”

经济的双重标准：荆襄官员可凭“功勋田”免税，益州百姓却要“按亩加倍”；外来商户能获得“通关免税”特权，本土商人却被课以“重税”。广汉士族李骧曾抱怨：“我家三代种粮，不如一个荆州小吏的‘功勋田’收得多，这蜀地到底是谁的？”这种不公，让益州士族从“合作”转向“冷眼旁观”——当邓艾兵临城下时，他们不仅不劝战，反而劝刘禅“早降以安百姓”。

文化的排斥：蜀汉朝廷推行“荆襄礼仪”，将益州本土的“巫鬼文化”斥为“蛮俗”，甚至禁止百姓祭祀祖先神。这种文化傲慢，让益州人觉得“这不是我们的国家”。就像犍为郡名士杜琼所说：“他们打着‘兴复汉室’的旗号，却把我们当蛮夷，谁还愿为他们卖命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