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章 从“天命所归”到“人心尽失”（2/2）

土地兼并与流民问题，进一步削弱了“政绩合法性”。荆襄集团与东州豪强在益州“圈地”成风，诸葛亮家族“有田五千亩，僮仆三百人”，蒋琬“占汉中良田，连亘十里”，而普通农户“无立锥之地”者十之三四。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，“聚于成都周边，多为盗贼”，蜀汉虽设“绥集都尉”管理，却“仅能糊口，不能安业”。延熙十年（公元247年），涪陵郡流民起义，“聚众万人，攻杀太守”，虽被镇压，却暴露了底层社会的愤怒。这些流民对“汉室”毫无认同，当魏军入境时，许多人“为魏兵向导，指引道路”，成为摧垮蜀汉的“第五纵队”。

基层治理的崩坏，让“正统性”失去最后的落脚点。诸葛亮时期“道不拾遗”的治世景象，到后期已荡然无存：地方官“以搜刮为急，以升迁为务”，犍为太守张翼“在任三年，不修水利，境内大旱”；乡吏“勾结豪强，巧立名目”，收税时“多收斛面”，征役时“放富差贫”；司法更是“同罪异罚”，益州士族子弟犯法“罚俸了事”，普通民众“骂辱县尉”便“诛三族”。这种治理失效，让民众“视官吏如豺狼”，对“汉室”的最后一点敬畏也化为乌有。当邓艾宣布“降者免三年赋税，保其田宅”时，百姓“争献牛酒”，不是归顺曹魏，而是对蜀汉“政绩”的彻底否定。

四、士人群体的背弃：从“托孤寄命”到“认同转移”

士人群体是“正统性”叙事的主要传播者与维护者，他们的背弃，标志着“正统性”的彻底破产。蜀汉的士人群体，从诸葛亮时期的“托孤寄命”，到后期的“沉默观望”，最终在邓艾兵临城下时“力主投降”，其态度转变背后，是对“正统性”认同的全面转移。

知识分子对“北伐”的质疑，动摇了“正统”的根基。诸葛亮时期，谯周、张裔等益州学者虽对北伐有不同意见，却仍认同“兴复汉室”的目标；姜维时期的北伐“屡败屡战”，让质疑变成失望。谯周撰写《仇国论》，借“因余之国”（蜀汉）与“肇建之国”（曹魏）的对话，批判“处小攻大，兵疲民劳”，暗示北伐的非正义性；郤正虽侍奉刘禅，却在《释讥》中感叹“时移世变，非人力所能挽回”，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。这些言论在士林中广泛传播，让“北伐正义”的信念逐渐崩塌——若“兴复汉室”需要以“蜀地灭亡”为代价，其“正统性”何在？

对“荆襄垄断”的不满，推动士人转向。蜀汉的学术资源被荆襄学者垄断，益州士人难以获得发展机会。陈寿年轻时“勤学，师事谯周”，却因“非荆襄籍”长期不得升迁；李密“以文学显”，却“仕蜀不过郎官”。这种压制让益州士人意识到：蜀汉并非“天下士人的乐园”，而是荆襄集团的“私人领地”。他们对“正统性”的认同，逐渐让位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——当曹魏承诺“蜀士来降者，量才录用”时，许多士人“私通洛阳，论蜀魏形势”，认同转移已悄然发生。

士人群体的“沉默”或“支持投降”，是“正统性”破产的终极表现。绵竹之战后，成都城内尚有“兵三万，粮一月”，若士人群体能号召“背城一战”，未必没有转机。但朝堂之上，除刘谌“哭谏殉国”外，其余士人多保持沉默；当谯周提出降议时，竟无一人公开反对。这种集体沉默，不是“懦弱”，而是对“正统性”的无声否定——他们不再相信蜀汉是“汉室正统”，也不愿为这个“外来政权”牺牲。陈寿在《三国志·蜀书》中将蜀汉与曹魏、东吴并列，承认其“割据”性质，这种书写本身就是“正统性”破产的明证。

结语：合法性丧失的历史必然

蜀汉的灭亡，本质上是统治合法性的全面丧失。“汉室正统”的叙事因“偏安现实”与“记忆淡化”而失去说服力，“外来政权”的认知因荆襄集团的排他性而固化，“政绩合法性”则在民生凋敝与治理失效中彻底崩塌。当这三重合法性支柱全部断裂，即便没有邓艾的奇袭，蜀汉的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历史反复证明：政权的合法性，不在于血缘多么“正统”，不在于口号多么“响亮”，而在于能否回应民众的需求，能否包容多元的利益，能否在现实中展现治理的效能。刘备入蜀时的“民心”，源于民众对“安定生活”的期待；蜀汉灭亡时的“人心尽失”，则源于这种期待的彻底破灭。

回望蜀汉的兴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崩塌，更是一部关于“合法性”的教科书——任何脱离现实、排斥多元、漠视民生的政权，无论如何标榜“正统”，最终都难逃被民众抛弃的命运。

（本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