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章 个体选择与历史洪流（1/2）

炎兴元年（公元263年）的成都，寒风裹挟着命运的尘埃，在不同人的生命轨迹上刻下截然不同的印记。当邓艾的军队踏过绵竹的血迹逼近城池时，有人选择以死殉国，有人力主投降，有人试图力挽狂澜，有人则在混乱中谋求自保。这些个体的选择，看似是性格或立场的偶然结果，实则是蜀汉四十三年矛盾积累的必然呈现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的战死、宦官黄皓的专权、降臣谯周的争议、姜维的复国密谋，共同构成了蜀汉灭亡前夕最惊心动魄的人性图景，也折射出这个政权在崩塌瞬间的深层病灶。

一、诸葛瞻的悲剧：理想主义的幻灭与代际断层

绵竹战场上，诸葛瞻望着漫天箭矢，手中的长枪已被鲜血染红。这位“美声溢誉，有过其实”的蜀汉丞相之子，此刻终于明白父亲在《出师表》中写下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时的沉重。他拒绝了黄崇“速据险地”的建议，执意与邓艾决战，最终与儿子诸葛尚一同战死，用生命完成了对蜀汉的最后交代。诸葛瞻的悲剧，不仅是个人的失败，更是蜀汉“理想主义代际传承”的彻底断裂。

诸葛瞻的成长，始终笼罩在父亲诸葛亮的光环之下。建兴十二年（公元234年）诸葛亮去世时，诸葛瞻年仅八岁，后主刘禅“追思亮功，封瞻爵武乡侯”，将他视为蜀汉未来的支柱。成都百姓因怀念诸葛亮，“咸爱其才敏”，甚至将朝廷的善政都归功于他，这种“爱屋及乌”的追捧，让诸葛瞻逐渐形成了“名过其实”的认知偏差。他虽“工书画，强识念”，却缺乏实战经验，更未经历过父亲那代人的创业艰辛，对蜀汉的危机缺乏切肤之痛。

这种代际断层，体现在对时局的判断上。诸葛瞻成年后，历任羽林中郎将、卫将军等职，却始终未能理解姜维北伐的必要性，也未能认清黄皓专权的危害。他曾与董厥密谋“表后主，以阎宇代维”，试图剥夺姜维的兵权，却对黄皓“弄权于内”的行为视而不见。这种“内忧不除，反对外患”的认知，暴露了新一代统治者对蜀汉核心矛盾的误判——他们将权力斗争置于国家安危之上，最终加速了政权的崩溃。

绵竹之战的决策，集中体现了这种认知缺陷。面对邓艾的孤军深入，黄崇（黄权之子）力劝“宜速行据险，无令敌得入平地”，这是当时最稳妥的策略——依托山地地形消耗敌军，等待姜维回援。但诸葛瞻却“犹豫未纳”，最终选择在平原决战。究其根本，是他急于证明自己“不输其父”，试图通过一场大胜摆脱“诸葛亮之子”的标签。这种个人荣誉至上的心态，最终葬送了蜀汉最后的有生力量。

诸葛瞻的战死，标志着蜀汉理想主义传承的终结。他在临终前感叹“吾内不除黄皓，外不制姜维，进不守江油，吾有三罪，何面而反”，这番遗言既是忏悔，也是对蜀汉新一代统治者无能的控诉。当理想主义的旗帜交到缺乏历练、认知错位的继承者手中时，它的倒下只是时间问题。

二、黄皓的专权：宦官干政背后的皇权虚弱

成都的宫城里，黄皓正将姜维的奏报揉成一团，扔进炭盆。这位“便辟佞慧”的宦官，此刻脸上写满了不屑——在他看来，姜维所谓“钟会伐蜀”的预警，不过是为了争夺兵权的借口。自景耀元年（公元258年）“始专政”以来，黄皓已将朝政牢牢掌控在手中，连大将军姜维都因“畏皓不敢归成都”。黄皓的专权，看似是宦官干政的老套戏码，实则暴露了蜀汉皇权的极度虚弱。

黄皓能专权，根源在于刘禅对朝政的懈怠。刘禅即位时年仅十七岁，长期处于诸葛亮的“辅政”之下，缺乏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。诸葛亮去世后，蒋琬、费祎虽能维持局面，却未能培养起刘禅的执政能力。到费祎遇刺（公元253年）后，刘禅彻底失去了约束，开始沉湎于酒色，将政务托付给宦官黄皓。据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，刘禅曾对郤正说“皓趋走小臣耳，往者董允切齿，吾常恨之，君何足介意”，这种对宦官干政的轻视，恰恰助长了黄皓的气焰。

黄皓的权力扩张，与蜀汉官僚体系的腐败相辅相成。他通过“贿赂公行”拉拢朝臣，将反对者排挤出中枢：尚书令董允因“数责皓”而被疏远，吏部尚书罗宪因“不与皓和好”被外放巴东，连宗室刘永也因“憎皓”而十年不得朝见。这种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政治生态，让蜀汉朝廷充斥着阿谀奉承之徒，无人再敢直言进谏。当姜维的伐蜀预警传来时，黄皓只需一句“巫鬼之言”，便能让刘禅置之不理，足见官僚体系的瘫痪程度。

更致命的是，黄皓的专权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。他与诸葛瞻、董厥等朝臣形成对立，又试图用阎宇取代姜维，导致“主暗而不知其过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”。曹魏伐蜀期间，黄皓隐瞒军情、干扰指挥，使蜀汉在危机面前丧失了统一调度的能力。江油守将马邈投降、诸葛瞻兵败绵竹，背后都有黄皓乱政的影子——当一个政权的核心被宦官操控，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。

历史上，宦官干政往往是皇权虚弱的产物。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、晚唐的宦官废立皇帝，皆因皇权旁落、朝臣内斗，宦官得以趁机专权。蜀汉的特殊性在于，它本是“匡扶汉室”的政权，却重蹈了东汉灭亡的覆辙，这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。黄皓的出现，不是偶然的“奸佞当道”，而是蜀汉权力结构失衡、皇权缺乏制约的必然结果。

三、谯周的争议：本土士族的现实选择与历史功过

太极殿上，谯周正跪在冰冷的地砖上，第三次请求刘禅投降。这位头发花白的光禄大夫，此刻面对的不仅是后主的犹豫，还有满朝文武的侧目——有人骂他“卖国求荣”，有人赞他“保全百姓”。谯周的《降议》，成了蜀汉灭亡最具争议的注脚，也让这位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表，在历史上背负了千百年的骂名。但抛开道德评判，谯周的选择，实则是益州士族压抑四十三年后的集体发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