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章 个体选择与历史洪流（2/2）
谯周的降议，根植于对蜀汉政权的长期不满。作为益州巴西郡人，谯周自幼目睹刘备集团入蜀后的权力格局——荆襄集团垄断高位，益州士族被边缘化。他虽以儒学闻名，却直到延熙末年才升任光禄大夫，始终未能进入决策核心。这种仕途的压抑，让他对蜀汉政权缺乏认同感。早在延熙二十年（公元257年），他就撰写《仇国论》，借“因余之国”（暗指蜀汉）与“肇建之国”（暗指曹魏）的对话，批判蜀汉“处小而攻大，兵疲而好战”，暗示其灭亡的必然性。
从益州士族的利益出发，投降是最现实的选择。谯周在《降议》中详细分析了“战、逃、降”三种方案的利弊：“若战，成都必屠；若南奔，南中夷人素无归顺之心；若东投吴，吴必为魏所并，届时再降，屈辱更甚。唯降魏可保陛下及蜀地百姓无虞。”这番话看似为刘禅着想，实则是为益州士族争取利益——他预判到曹魏会拉拢本土势力稳定统治，而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：降魏后，谯周被封为阳城亭侯，益州大族多保留了田产爵位。
谯周的选择，还反映了益州民众对战争的厌倦。长期北伐让益州“民皆败色”，百姓早已不堪重负。据《三国志·谯周传》，当时民间流传着“汉祚已尽”的谶语，对蜀汉的“正统叙事”失去兴趣。谯周的降议，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民众“止战求安”的诉求，因此能在朝堂上获得多数支持。当邓艾军队进入成都时，“百姓安堵，秋毫无犯”，这种平静恰恰印证了民众对投降的默许。
历史对谯周的评价始终两极分化：东晋史学家孙盛斥其“不忠不义”，认为“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，亡礼希利，要冀微荣，惑矣”；而清代学者王夫之则认为“谯周之论，未为失也”，称赞其“全蜀民之命”。这种争议的本质，是“忠君”与“安民”、“正统”与“现实”的价值冲突。但无论如何，谯周的选择加速了蜀汉的灭亡，也终结了益州士族被压制的历史，成为蜀汉结构性矛盾总爆发的关键一环。
四、姜维的挣扎：复国理想与现实困境的终极碰撞
剑阁的军帐里，姜维望着地图上的成都，手中的匕首深深刺入案几。这位“粗有文武，志立功名”的大将军，此刻面临着人生最残酷的困境：钟会的大军被挡在剑阁之外，成都却已传来刘禅投降的消息。他不甘心四十三年的基业就此崩塌，于是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——说服钟会反魏，借机恢复蜀汉。姜维的挣扎，是蜀汉灭亡前最后的悲壮，也暴露了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无力。
姜维的北伐执念，源于对诸葛亮的“知遇之恩”。作为曹魏降将，姜维被诸葛亮誉为“忠勤时事，思虑精密”，并委以重任。这种信任让他将“兴复汉室”视为毕生使命，即便在诸葛亮去世后，仍坚持北伐，史载其“九伐中原”（实则六次），成为蜀汉后期最坚定的主战派。但姜维的北伐，更多是对诸葛亮遗志的机械继承，缺乏对现实国力的考量——景耀五年（公元262年）的最后一次北伐，蜀汉已“国内虚耗”，连黄皓都能以“百姓凋瘁”为由反对，姜维却仍执意出兵，暴露了他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理想主义偏执。
姜维与蜀汉朝廷的矛盾，加剧了复国的难度。由于是降将出身，姜维始终未能获得完全信任：诸葛瞻、董厥等朝臣视其为“外来者”，多次试图剥夺其兵权；黄皓更是将他视为眼中钉，欲“以阎宇代之”。这种猜忌让姜维不得不“屯沓中，不敢归成都”，在曹魏伐蜀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即便在剑阁挡住钟会，他也无法及时回援成都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邓艾兵临城下。
投降后的复国计划，是姜维理想主义的最后燃烧。得知刘禅投降后，姜维向钟会投降，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，劝说其“据蜀称王”。他暗中联络蜀汉旧臣，准备“诛会及北来诸将，既死，徐欲杀会，尽坑魏兵，还复蜀祚”。这个计划的风险极大，却显露出姜维“百折不挠”的性格。但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：钟会的叛乱因泄密而失败，姜维在乱军中被杀，其妻子儿女也被诛杀。据《三国志·姜维传》注引《华阳国志》，姜维死后“蜀人于今怨之”，可见其复国之举并未得到民众支持。
姜维的悲剧，是理想主义脱离现实的必然。他始终未能认清蜀汉的结构性矛盾，将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军事冒险和权谋诡计上，却忽视了益州民众早已“厌战思安”的现实。正如王夫之所言：“姜维之心，乱也，而非狂也。其堕入于乱者，乘乎狂者之失，而思有以济之，而不知其不可济也。”当理想失去了民心的支撑，再悲壮的挣扎也只能是徒劳。
结语：个体选择背后的历史必然
蜀汉末年的关键人物，在历史洪流中做出了各自的选择：诸葛瞻以死殉国，却未能挽救政权；黄皓专权乱政，加速了灭亡；谯周力主投降，终结了四十三年的统治；姜维图谋复国，最终身死族灭。这些选择看似偶然，实则是蜀汉权力结构失衡、经济资源枯竭、社会认同缺失的必然结果——个体的性格与立场，不过是历史规律的载体。
诸葛瞻的代际断层，反映了蜀汉理想主义传承的断裂；黄皓的专权，暴露了皇权虚弱与官僚腐败；谯周的投降，体现了益州士族的现实诉求；姜维的挣扎，则彰显了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无力。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，共同谱写了蜀汉灭亡的终章。
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这些个体的选择都未能改变蜀汉灭亡的结局。无论是殉国、专权、投降还是复国，都不过是这个政权在崩塌过程中的最后挣扎。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，是那些潜藏在个体选择之下的结构性力量——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民心、耗尽了资源、撕裂了共识，即便是再英勇的牺牲、再精明的算计、再执着的理想，也无法阻止它的覆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