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世难忘的恩师情——忆我在国立三中时的几位老师（2/2）

到三中后，张鼎芬老师鼓励我们班学好英文。张老师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，对待我们这些流亡学生亲如子女。课后他有时还把我们带到他宿舍里去玩。他的宿舍就在文坛进门左侧两层楼饭厅的楼上，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简陋小房，用薄板跟学生饭厅隔开。我不知张老师结过婚没有，反正他是一人独住一室，房间里除了木床、桌凳之外，其它没什么家俱。和他在一起，我们觉得无拘无束，几乎不存在那种师生间常有的距离和隔阂。由于他的经常帮助和影响，我对英文渐渐产生了兴趣，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。那时我们学习条件很差，没有课本，各科老师都编发油印的讲义或抄黑板。英文课文是老师从报刊上选编的。每天清早，我总是自觉地到文坛内外的土坡或空地上，高声朗诵英文。我按照张老师的教导，每天要背两三段课文，久而久之，差不多学过的每篇文章我都能背诵。我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参考书。（那时候，同学中谁要购到一本参考书都会如获至宝，彼此互相借阅。）我的英文成绩因此提高得很快，上起课来也兴致勃勃。张老师使我在几个月内就在英文学习上发生这样大的变化，真可谓奇迹。不仅如此，可以说从初三起，几十年来我对英文学习的兴趣一直不减，上大学念的也是外文系；毕业以后，无论在大学教书还是从事新闻工作，外文竟是我终身未离的专业。每念及此，我就会对张老师的教育和帮助感激不已。师恩重如山，诚信然也！

善于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的刘苇老师

初三时，我几乎对所学的每门课都感兴趣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图画课。

教我们图画的是刘苇老师。那时我们上课，都喜欢听老师讲点时事。刘老师在这方面最受同学们欢迎。她上图画课时，经常抽出几分钟时间跟我们讲一些抗日故事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。她善于把抗日教育同图画课的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，使课堂教学产生意想不到的好效果。1938年底汪精卫卖身投敌，成为人皆唾弃的汉奸。有一次上课时刘老师痛斥了汪伪集团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，又介绍了沦陷区人民反对汉奸走狗的斗争。她讲话铿锵有力，充满激情。我们听了，对这些卖国贼无不义愤填膺。下课以后，有的同学表示恨不得马上到敌占区去把汪精卫及其一伙斩尽杀绝。

刘苇老师还善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。她教画不是机械地让学生照她的画临摹，而是鼓励我们自己去创作。

有一天她在课堂上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：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某城市后，守卫城门的日本兵竟用刺刀逼着进城的中国人喝尿粪。同学们听了，也是个个咬牙切齿。接着她让我们每人创作一幅画，我的画就以她讲的故事作为创作主题。不久她组织了一次同学们的绘画展览，这幅画也被选作展品。画的技巧当然谈不上，但我是带着对日本兵的深仇大恨作画的。这个故事，通过作画更深地在我脑海里扎下了根。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，当年刘老师讲课以及那次画展的情景犹历历在目，宛如昨日事。

三中有大批优秀的教师，为了我们的成长，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们呕心沥血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我写上面这几个例子，也是为了表达我对所有教育过我的三中老师的怀念和崇敬之情。

陈家泳，男，湖北鄂州人。1938年秋入国立三中初三年级。1942年在高中部毕业。1947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任山东大学外语系讲师。退休前在北京新华通讯社对外部任高级编辑。通讯处：北京复兴路黄亭子羊坊店路3号新华社宿舍16—2—2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