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6章 四十载仁君梦：宋仁宗赵祯与北宋最温柔的时光（2/2）

赵祯没法子，只好私下找宰相打招呼：“朕要是给妃嫔们写了提拔的手诏，你们看着办，别都照办。”然后又对妃嫔们说：“那我给你们写手诏，你们拿去给有司部门，他们同意就行。”

妃嫔们拿着手诏欢天喜地地去了，结果全被打了回来。回来就抱怨：“官家，原来您说话真不管用！”

赵祯也不恼，只是笑笑——他知道，这不是他“不管用”，是这大宋的皇权，本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

北宋自建国起，就定下了“崇文抑武”的规矩。科举制选出来的读书人，组成了庞大的文官集团，他们不再是皇帝的“奴才”，而是敢跟皇帝“共治天下”的人。后来，历经三朝的副宰相张方平跟宋神宗说过一句话：“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，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。”

这话，在宋以前没人敢说，在宋以后也渐渐没人敢提——只有在宋仁宗这朝，皇权和士大夫的平衡，达到了最微妙的状态。

嘉佑六年，23岁的苏辙参加殿试，当着赵祯的面，写了六千多字的文章，把皇帝骂了一顿：“宫中贵姬至以千数，歌舞饮酒，欢乐失节……妇人之情，无有厌足，迭相夸尚，争为侈靡。”

主考官们吓坏了，纷纷说苏辙“言过其实”，主考官胡宿更是坚持要把他除名。可赵祯看完卷子，却笑着说：“朕本来就是要找敢说真话的人，他说了真话，我要是把他黜了，天下人该怎么看我？”

那年，苏轼苏辙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，赵祯高兴得跟皇后说：“朕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！”后来苏轼卷入“乌台诗案”，宋神宗想杀他，还是太皇太后曹氏站出来说：“仁宗当年说过，苏轼苏辙是留给子孙的宰相之才，怎能杀了？”苏轼这才保住性命，被贬到了黄州。

不光是苏轼苏辙，整个宋仁宗朝，就像开了“人才外挂”。明朝人评的“唐宋八大家”，除了韩愈柳宗元，剩下的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，全是在仁宗朝被提拔起来的；还有写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的柳永，写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晏殊，搞哲学的“北宋五子”，打仗的范仲淹、狄青，断案的包拯，甚至连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、写《梦溪笔谈》的沈括，都出在这时候。

有人说，宋仁宗在位的42年，是中国历史上“人才大爆炸”的年代——这话一点不假。赵祯自己也挺得意，在诗里写“治世求才重，公朝校艺精。临轩升造士，入彀得群英”，那口气，跟唐太宗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”的骄傲，差不了多少。

他对文人也宽容。四川有个老秀才，给成都太守献诗，写了句“把断剑门烧栈阁，成都别是一乾坤”——这明摆着是想割据一方啊！太守吓得赶紧把人绑到京城，可赵祯看完诗，却笑了：“这老秀才是急着当官吧？写首诗泄泄愤而已，治什么罪？给他个司户参军当当。”

这事要是搁在清朝，别说写诗，就算说句“清风不识字”，都得被砍头。可在宋仁宗这儿，就这么轻飘飘地翻篇了。

可再温柔的时光，也有风雨。赵祯朝文治兴盛，可边境的麻烦却没断过。东北的辽国还好，澶渊之盟后，百年没打仗；可西北的党项，在1038年突然冒出来个李元昊，建立了西夏，还接连在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寨三场战役里打败宋军，兵锋都快到长安了。宰相吕夷简急得直跺脚：“一战不及一战，可骇也！”

西夏虽胜，可国小人少，打不起持久战。1044年，宋夏终于议和：西夏向宋称臣，宋每年给西夏“绢十三万匹、银五万两、茶二万斤”，还开放边境贸易，这就是“庆历和议”。

后人总骂这是“屈辱求和”，可没人算过一笔账：北宋给西夏的“岁赐”，看着是花钱，可通过边境贸易，北宋赚回来的更多。就像后来臣子宋昭说的：“祖宗朝赐予之费，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。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，中国初无毫发损也。”赵祯自己也说：“好战者亡，忘战者危，不好不忘，天下之王。”

可边境的和平，挡不住国内的隐患。北宋“崇文抑武”，军队效率低，为了保安全，军队越招越多，到赵祯时，竟有125.9万人，军费占了全国年收入的70%；官员也越来越多，“冗官”“冗费”堆得像山。为了凑钱，庆历五年时，盐、酒等商业税，比宋真宗时涨了三倍多——百姓的日子，越来越难了。

欧阳修看着民间的乱象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一年多于一年，一伙强于一伙。”赵祯也急，1043年，他把正在西北抗西夏的范仲淹召回京城，让他搞改革——这就是“庆历新政”。

范仲淹想干实事，一上来就拿吏治开刀。他拿着官员名单，看到不称职的，就直接划掉。富弼在旁边看着，急得直劝：“你这轻轻一划，可是一家子要哭啊！”

范仲淹笔没停，抬头说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？”——划掉一个不称职的官，只是他一家子哭；可要是让他继续当下去，整个“路”（北宋的监察区，比省还大）的百姓都得哭。

可改革越狠，阻力越大。守旧派不敢骂皇帝，就盯着范仲淹等人咬，说他们“拉帮结派搞朋党”。赵祯心里咯噔一下——宋太祖就是靠“义社十兄弟”这些朋党才黄袍加身的，这是赵家的大忌！他找范仲淹问：“君子也需要搞朋党吗？”

范仲淹耿直，没听出话里的担忧，直接说：“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勇敢的人聚在一起，怯懦的人也聚在一起，朝廷里也一样。只要是为了向善，朋党有什么害？”

赵祯没再说什么，可心里的疙瘩却结下了。没多久，守旧派又造谣言，说范仲淹要废了他，另立新君。范仲淹心里一寒，知道皇帝信了，就主动请旨：“西北边塞告急，臣请求去巡边。”

他等着皇帝挽留，可赵祯却“爽快”地答应了，让他去当陕西宣抚使。没几天，富弼也被外放了。从1043年八月到1045年正月，才14个月的庆历新政，就这么没了。

范仲淹走了，可他点燃的改革火苗，却烧到了一个年轻人心里——当时在浙江鄞县当知县的王安石，看着新政的起落，在县里搞起了小规模改革试点。二十多年后，这个在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小知县，会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掀起更大的“王安石变法”。

赵祯的“仁”，能成就盛世，也能耽误事。除了范仲淹，武将狄青的悲剧，也是他这性格酿的。

狄青是从普通士兵拼出来的。西夏打仗时，他戴着铜面具，光着膀子冲在前面，西夏兵见了都怕。范仲淹在西北时，特意教他读《左氏春秋》，说：“将帅不知古今，就是匹夫之勇。”狄青听进去了，一边打仗一边读书，后来又平定了侬智高之乱，成了北宋少有的能打的武将。

赵祯喜欢他，把他一路升到枢密使——相当于国防部长，还在京城给了他一套大房子。可这一下，文官集团炸了锅。北宋向来“崇文抑武”，一个士兵出身的武将，怎么能当枢密使？

于是，谣言来了：狄青家祭祖烧纸钱，有人说“狄府有帝王之气”；甚至有人说“狄青家的狗长了两只角，是要称帝的兆头”。连欧阳修都站出来说：“狄青以武将掌军国要职，于国不利。”

这话戳中了赵祯的软肋——他想起了宋太祖。最终，在满朝文官的压力下，赵祯只好把狄青贬为陈州知州。1057年，狄青在陈州忧愤而死，死的时候才49岁。

从新政夭折到狄青病逝，赵祯心里的火，一点点灭了。1058年，38岁的王安石给他上了万字的《言事书》，把变法的想法说得明明白白，可赵祯看完，只是轻轻放在了一边——他累了。

这年，赵祯已经48岁了。从13岁登基到现在，他把四分之三的人生都耗在了龙椅上。早年被刘太后压着，亲政后被身世折腾，想改革又没成，想护着武将又护不住。到后来，谏官王陶见他“寡于语言，群臣奏事，颔之而已”——除了点头摇头，他连话都懒得说了。

比事业更让他揪心的，是孩子。他一辈子有过3个儿子、13个女儿，可3个儿子全夭折了，13个女儿也只活下来5个。每次到父亲宋真宗的忌日，大臣们都能听见他在太庙里头“恸哭，其声甚哀”——他怕是在跟父亲道歉，没能留住赵家的血脉。

1054年，宠爱的张贵妃也死了，赵祯的精神头更差了。1056年正月，才47岁的他在朝堂上突然精神失常，手舞足蹈地喊：“皇后要害我！皇后要害我！”这场疯癫持续了一个多月，才慢慢好起来。

他就像个被掏空的人，在龙椅上熬着。直到1062年八月，在大臣们的反复劝说下，他才从皇族里选了赵曙当皇子——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。

七个月后，1063年三月，赵祯在开封皇宫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享年54岁。

消息传出去，开封城的商户们自发关了店门，街上的人哭成一片。乞丐们捧着纸钱，在皇宫前烧得浓烟滚滚；小孩子们也跟着大人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觉得天好像塌了一块。

消息传到洛阳，商户们也停了业，悼念的纸钱烧得整个洛阳城“天日无光”。连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，抓着宋朝使者的手都哭了：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！”——这四十多年，我们没打过仗啊！

有人在他的永昭陵上题了首诗：“农桑不扰岁常登，边将无功吏不能。四十二年如梦觉，东风吹泪过昭陵。”

他没有秦皇汉武的武功，没有唐太宗的雄才，甚至连一场像样的改革都没搞成。可就是这样一位“不完美”的皇帝，却让百姓记了一辈子。

因为他知道，皇帝的“想”，不能比百姓的“活”更重要；因为他明白，皇权不是用来逞威风的，是用来护着天下人的；因为他用四十二年的“忍”与“仁”，让北宋有了一段最温柔的时光——没有兵戈，没有苛政，士子敢说话，百姓能吃饱。

几千年的中国史，不缺开疆拓土的帝王，不缺革故鼎新的君主，可像宋仁宗这样，把“仁”刻进骨子里的守成之君，太少了。

东风吹过永昭陵，那些哭声早就散了，可那段被温柔以待的时光，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