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7章 高阳血誓三百年:从孙承宗守土到孙中山破清的历史回响(1/2)
万历二十三年的春天,保定高阳的老街上飘着榆钱儿的淡香,一辆骡车在孙家门口停下时,门里的孙承宗正捧着本《左传》看得入神。他年过四十,鬓角已染了些霜色,手指因常年握笔而生出薄茧,听见门外传来“中了!孙先生中了二甲第一名!”的呼喊,才猛地抬起头,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亮。
这年,孙承宗四十二岁。放在寻常读书人里,早该断了科举的念想——他年轻时长在乡间,靠给私塾代课糊口,白天教孩童念“人之初”,夜里就着油灯啃圣贤书,一熬就是二十多年。旁人劝他“别钻死胡同,找个小官混口饭吃”,他却总摇头:“读书不是为混饭,是要做事的。”如今终于考中进士,踏进宫门那天,他望着紫禁城的琉璃瓦,心里想的不是飞黄腾达,而是“总算有机会站在能看见家国的地方了”。
彼时的大明,像件织了百年的锦缎,看着光鲜,里子却已磨出了破洞。万历皇帝久居深宫,朝堂上党争渐起,后宫里郑贵妃与太子的矛盾暗流涌动。三年后,一桩“梃击案”炸开了锅——一个叫张差的壮汉,提着根枣木棍闯进太子东宫,劈头就打守门太监,被拿下后一口咬定是“郑贵妃宫里的人让我来的”。
消息传到朝堂,像往热油里泼了瓢水。大臣们分成两派,一派要彻查郑贵妃,骂她“谋害储君”;一派怕牵连太深动摇国本,劝皇帝“大事化小”。负责审案的礼部尚书吴道南急得满嘴起泡,坐在衙署里搓着手转圈,忽然想起那个考中进士后总沉默寡言、却在朝会上偶尔能说出几句中肯话的孙承宗,便派人把他请了来。
孙承宗刚从户部查账回来,一身官袍还沾着尘土。听吴道南说完前因后果,他走到窗边,望着院子里被风吹得摇晃的石榴树,沉默了半晌才开口:“吴大人,这案子像棵烂了根的树,你要是硬刨,连带着周围的土都得翻起来。”他转过身,眼神清明:“郑贵妃是皇上的人,太子是国本,这俩哪一个动了,朝堂都得乱。不如抓着张差这条线,把底下跑腿的、传信的查个明白,该杀的杀,该罚的罚,至于上头的人,点到为止就行。”
吴道南愣了愣,随即拍了大腿:“我怎么没想到!就按你说的办!”后来案子果然这么结了——张差被凌迟,几个牵连的小太监被处死,郑贵妃向太子赔了罪,皇帝也松了口气,一场可能动摇东宫的风波,就这么被孙承宗的“缓手”平息了。没人知道,那天孙承宗回府后,对着墙上的《出师表》看了半夜,他知道这不是“断案”,是“稳局”,可在这摇摇欲坠的朝廷里,能稳住一局,已是不易。
日子一晃到了万历四十八年,老皇帝驾崩,太子朱由校即位,是为天启帝。新皇帝年轻,喜欢木工活儿,却格外喜欢听孙承宗讲课。孙承宗讲《孙子兵法》,不说枯燥的兵法条文,只说“当年卫青守漠北,不是靠兵多,是靠知道哪里该守、哪里该退”;讲《史记》里的楚汉之争,就说“刘邦能赢,是因为他肯听萧何的劝,知道守住关中这个根基”。朱由校听得入迷,常把“孙先生讲的比木匠活有意思”挂在嘴边,没过多久就提拔他做了少詹士,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。
可安稳日子没过上几天,东北的烽烟就烧到了眼前。后金的努尔哈赤已统一女真各部,带着铁骑南下,先占了辽东,又破了沈阳、辽阳,眼看就要逼近广宁。朝堂上的文官们慌了神——平时吵吵嚷嚷的,真见了刀枪,没几个懂军事的。有人想起孙承宗常说“边事不可轻忽”,便联名上奏,请皇帝让他掌管兵部。
天启帝准了。当孙承宗接过兵部尚书的印信时,指尖触到冰凉的铜印,忽然想起年轻时在高阳乡间,见过北来的流民,说“后金兵见了男人就杀,见了女人就抢,房子烧得只剩黑架子”。他连夜进宫,给皇帝递了份奏折,里头写着三条:一是安抚辽东流民,给他们田种,让他们能安家;二是追查之前丢城失地的责任人,不能让败军之将逍遥;三是派懂军事的人去边关,重修防线。
皇帝一一准了。孙承宗随即挂帅,成了蓟辽督师。他带着随从出京时,正是深秋,官道两旁的白杨树落了一地叶子,风里裹着寒意。到了辽东,他没先去军营摆官威,而是骑着马沿着旧防线走了三天——看到城墙塌了大半,夯土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;看到士兵们穿着破甲,手里的刀锈得豁了口;看到流民挤在破庙里,啃着掺了草籽的窝头。
“这防线,得重修。”孙承宗站在宁远城的城墙上,望着远处的群山,对身边的将领说。他雷厉风行地调派工匠,从山海关到锦州,修起了二百里长的“宁锦防线”,每座城墙上都砌了炮台,城下挖了深壕;又整顿军队,淘汰老弱,按“五人一伍,十人一队”重新编制,还从江南调来了火器匠人,造红衣大炮。士兵们一开始不服——这文官来管兵,能懂啥?可看到孙承宗白天和他们一起搬砖修城,晚上在营帐里研究兵法到深夜,连饭都和士兵一起吃糙米饭,渐渐服了气。
没过多久,后金兵来犯宁远,孙承宗指挥士兵用红衣大炮轰击,后金兵死伤惨重,愣是没攻进城。这是明军对后金的第一场大胜,消息传回京城,天启帝高兴得把手里的木匠活都扔了,要给孙承宗加官进爵。可孙承宗却上书辞了——他知道,这只是暂时的安稳,辽东的仗,还得打下去。
可他没料到,暗箭比后金的铁骑来得更快。宫里的魏忠贤正借着皇帝的宠信,把爪子伸遍朝堂。他听说孙承宗在边关威望高,就派人送去金银绸缎,想拉他入伙,孙承宗原封不动地把东西退了回去;魏忠贤又想派自己的心腹去边关监军,美其名曰“慰劳军队”,实则想插手兵权,孙承宗直接上书皇帝:“宦官监军,自古是兵祸之源,万万不可。”
这话像根刺,扎进了魏忠贤的心里。他记恨上了这个不给面子的蓟辽督师,开始在皇帝面前吹风,说“孙承宗在边关拥兵自重,恐有反心”,又唆使手下的官员弹劾孙承宗“浪费军饷,毫无战功”。天启帝本就耳根软,听得多了,也渐渐对孙承宗起了疑心。孙承宗在边关听到风声,看着自己亲手修的防线,又想起那些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士兵,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他知道,再待下去,不仅干不成事,还可能连累手下,索性上书请辞,回了高阳老家。
归乡那天,士兵们在路边跪了一路,有的哭着问“督师您还回来吗?”,孙承宗勒住马,望着辽东的方向,只说了句“守好防线,守好家”,就调转马头,再也没回头。
回到高阳的孙承宗,成了个普通的乡绅。他在院里种了菜,平日里读读书,教族里的孩子识字,可夜里总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烽烟声——后金的兵,还在往南打。他常常站在院墙上,望着北方,手里攥着块从辽东带回来的城砖,砖上还留着火炮轰击的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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