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9章 金榜题名后守孝24年，转身却成江南首富（2/2）

有个年轻的主事不服，说：“可他刚守完亲母，又守继母，再这么下去，一辈子都别想当官了！朝廷设科举，是为了选人才，不是为了困死人才啊！”

老尚书捋着白胡子，叹了口气：“规矩就是规矩，若开了先例，以后人人都找理由不守孝，那‘孝道’何在？朝廷的体统何在？”最后，礼部的批复只有四个字：“按律办理。”

王培铸后来听说了这件事，没生气，只是觉得无奈。他不是不懂孝道，只是觉得，这规矩太“冷”了——它只讲“该怎么做”，却不管“人能不能承受”。浙江巡抚衙门保存的道光二十七年官员请假报告里写着，当时全省等待上任的知县中，六成都是丁忧复官的；可像他这样，二十四年里始终在“丁忧—待任—再丁忧”里打转的，独此一人。

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：按清朝官员的晋升速度，二甲进士起步是七品，三年一升，31岁中进士，55岁时本该升到知府，正四品，管辖一府之地；可他呢？从31岁到55岁，二十四年里，只在中进士那天，穿了一天五品官服，算下来，他的“官龄”只有一天。

有一次，他去宗祠祭拜，看着那八口棺材，突然觉得好笑。他这辈子，好像就跟“守”字杠上了：守灵、守孝、守规矩，可最后，什么都没守住——没守住娘的养育之恩（没能在娘生前尽孝），没守住爹的期望（没能当官光宗耀祖），更没守住自己的理想（年轻时想“致君尧舜上”，最后连君都没见过）。

那天晚上，他在宗祠里坐了一夜，看着油灯从亮到灭，最后对着灵牌说：“娘，儿子不想当官了。”

四、转身成首富：从“霉进士”到“王大善人”的逆袭

放弃当官的念头后，王培铸开始琢磨别的出路。绍兴城隍庙旁边有个回生堂药店，掌柜的是他的老熟人。有一次，掌柜的跟他抱怨：“现在棉纱紧俏，松江的织户缺棉，北方的商人又缺纱，可没人愿意牵头做这生意，怕担风险。”

王培铸听了，心里一动。他想起绍兴的运河，想起上海刚开的港口，想起余姚的棉田——余姚产棉，松江善织，上海通海运，北方缺纱，这不就是一条现成的贸易路线吗？

他先去余姚，跟棉农订了长期合同，按市价收购棉花，还预付定金，让棉农放心种；再去松江，找织户合作，提供棉花，收纱线，给织户付工钱；最后通过上海的港口，把纱线运到北方，卖给那里的布商。道光二十九年春天，“王氏棉纱店”的红章，第一次出现在松江织户的赊账本上。

刚开始，生意并不好做。北方的布商不信任他，怕他的纱线质量不好；松江的织户也怕他拖欠工钱。王培铸就亲自去北方，带着纱线样品，一家家布商去谈，承诺“质量不好，分文不取”；在松江，他每个月准时给织户发工钱，哪怕自己周转不开，也绝不拖欠。

咸丰元年，北方闹棉荒，棉花减产，纱线价格暴涨。王培铸的“三地生意”派上了用场——余姚的棉田丰收，松江的织户加班织布，上海的船只源源不断地把纱线运到北方。这一年，他的钱庄存款超过了十万两银子，成了绍兴城里有名的“王老板”。

后来，他又开了布庄、粮行、钱庄，生意越做越大，连杭州、上海都有他的分号。运河码头上，常能看到挂着“王氏商帮”蓝色旗帜的沙船，一艘接一艘，装着棉花、纱线、布匹，运往各地。

同治元年，同治皇帝听说了他的事——一个二甲进士，守孝二十四年没当官，最后成了江南首富，还常捐钱建学堂、修桥梁。皇帝特意下了道诏书，召他进京任职，说“念尔孝行可嘉，经商有道，特授知府衔，着赴任浙江”。

当时王培铸正在彩虹桥章家对账，手里拿着象牙算盘，“噼里啪啦”响个不停。接到诏书时，他只是笑了笑，让管家回了封信：“臣年逾七旬，精力已衰，不堪任事。愿在家乡兴办义塾，教化子弟，以报圣恩。”

那天晚上，运河码头上的二百艘沙船，都挂上了红色的灯笼，远远看去，像一条火龙。有人问王培铸：“您这辈子，最遗憾的是什么？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没给娘尽够孝，没给爹争口气——可后来想想，能让绍兴的孩子有书读，能让织户有饭吃，也不算白活。”

王培铸去世那年，82岁。他让管家给绍兴府衙送了两样东西：一是捐给马山义塾的一百亩地契，二是一个檀木盒子，里面叠着八条粗麻布孝带，每条孝带上都用墨笔写着守孝的年份——最老的那条是嘉庆二十五年的，因为当年的梅雨，已经变成了淡褐色，边缘都磨破了。

后来，马山义塾的残碑上，刻着一句铭文，据说是王培铸生前写的：“孝可缚身，不可缚心；命可困人，不可困志。”这句话，像极了他的一生——二十四年的守孝，困住了他的官路，却没困住他的心；命运的捉弄，难住了他的人，却没难住他的志。

如今，萧山王氏宗祠里，还挂着一块皇帝赐的“累世纯孝”牌匾。每当有人说起这块牌匾，老人们就会讲起王培铸的故事：那个曾跪在保和殿外，额头流血的绍兴书生；那个守着八口棺材，熬白了头的“霉进士”；那个最后成了江南首富，捐建义塾的“王大善人”。而故事的最后，总有人会加一句：“这人啊，就算命运给你关了门，只要心里有光，总能找到窗户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