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8章 一把小提琴拉出的两种人生（1/2）

纽约曼哈顿的风带着大西洋的湿冷，卷着第五大道橱窗里的香奈儿广告纸沙沙响。1983年的冬天，二十四岁的谭盾背着磨破边角的琴盒，站在花旗银行门口直搓手。琴盒里的小提琴是他从长沙背来的全部家当，琴弦上还挂着故乡湘江的水汽，此刻却要在异国街头挣一口面包钱。

“兄弟，往这边挪挪，阳光足些。”旁边蹲坐着个穿羊皮袄的黑人老哥，正用块法兰绒布擦琴身，琴箱敞着口，里头躺着几枚硬币和半块啃剩的三明治。他叫雷蒙，在这街角拉了五年琴，熟门熟路地给谭盾指位置，“中午十二点到一点，下班白领多，往台阶上一站，琴声能顺着风飘到街对面。”

谭盾点点头，把琴架在肩上。弓毛擦过琴弦的刹那，《梁祝》的旋律像条银鱼钻进人堆里。路过的西装革履们脚步顿了顿，有位金发女士往琴箱里丢了张五美元，雷蒙吹了声口哨：“听见没？中国调子挺招人稀罕。”

那时候的街头卖艺像场露天音乐会，雷蒙爱拉布鲁斯，手指在琴弦上跳踢踏舞，脚边的硬币堆得像座小山。他总说：“瞧这银行门口，每天人来人往像走马灯，咱们守着这金窝子，饿不着。”说着就从口袋里摸出瓶威士忌，往谭盾琴盒里倒了两滴——“给琴弦润润喉，比松香管用。”

谭盾没接话，只是把挣来的钱分两叠放。一叠买黑面包配番茄酱，另一叠用报纸包好，藏在琴盒夹层里。他常望着街对面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发呆，那些从旋转门里走出来的学生，琴盒擦得锃亮，领带系得笔挺，皮鞋踩在地上咔咔响，跟他脚下的胶底鞋是两个世界。

“雷蒙哥，你没想过去考音乐学院？”有次暴雨突降，两人躲在银行门廊下，谭盾摸着被雨水打湿的琴谱问。

雷蒙灌了口酒，哈哈大笑：“考那玩意儿干嘛？这儿挣的钱够买十瓶威士忌！你看那楼上的教授，头发都熬白了，还不是给有钱人演奏？咱在这街头，想拉啥就拉啥，自在！”他的琴弓在雨中划出弧线，布鲁斯的调子混着雨声，有种破罐子破摔的痛快。

谭盾没再问。他知道雷蒙说的是实话，街头卖艺像片浮萍，随波逐流也能活下去，但他琴盒里的报纸包越来越鼓，每一枚硬币都在敲打着他的梦。某个飘雪的清晨，他数完最后一张钞票，把琴盒扣得死死的：“雷蒙哥，我得走了。”

雷蒙正往面包上抹花生酱，闻言抬起头，面包屑掉在羊皮袄上：“去哪儿？下街区有个新场子，给的钱更多。”

“去茱莉亚。”谭盾的声音很轻，却像雪地里的爆竹，“我攒够学费了。”

雷蒙手里的面包掉在地上，他盯着谭盾看了半晌，突然拍着大腿笑：“傻小子，那地方是咱们待的吗？别到时候琴没学成，连街头都回不来咯！”他捡起面包吹了吹，继续大口咀嚼，仿佛刚才的对话只是阵过堂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