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章 曹丕称帝(1/2)
九品中正制的争论余音未了,曹丕代汉自立的步伐便已加快。有了韩曦之前稳定局势的功劳,加之士族集团因九品中正制而更加靠拢,曹丕认为时机已然成熟。然而,篡汉自立,终究需要一块“合法”的遮羞布,以减少天下人的非议与潜在的反抗。
此时,已基本卸任、准备前往泰山的韩曦,被曹丕以“国之元老,德高望重”为由,紧急请回洛阳,委以一项特殊而至关重要的使命——主导“汉魏禅让”的全部流程,使其尽可能符合“法理”程序。
“太傅,”曹丕私下里对韩曦恳切道,“汉祚已终,天命在魏,此乃天下共识。然废立之事,关乎礼法纲常,若无章可循,恐惹物议。太傅深通法理,素为天下所重,此事非太傅莫属,望太傅能为新朝奠定万世不易之典章!”
韩曦看着眼前这位急于正名的年轻帝王,心中明了。这既是一次政治任务,也是他践行“法”之理念,为此界秩序变革画上句号的最后机会。他要做的,不是阻止,而是将这次权力更迭纳入“法”的框架内,哪怕这框架只是形式,却也蕴含着秩序的意义。
“陛下既以法理相托,臣自当尽力。”韩曦平静应下。
他并未急于求成,而是首先闭门数日,翻阅大量古籍典章,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,到王莽篡汉的旧例,仔细研究其中的仪式、文书、乃至舆论铺垫的每一个细节。他要做的,是设计一套看似完美、环环相扣的“法理”程序。
首先,他建议曹丕,授意左中郎将李伏等人,率先上表,声称发现诸多“祥瑞”,如黄龙现于谯郡、凤凰集于文昌殿等,并引述图谶之言,论证“代汉者当涂高也”即应在魏,从“天命”角度为禅让制造舆论基础。此谓“承天之命”。
其次,他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奏疏范本,让华歆、王朗等一众汉室老臣(实已投魏)以及各路诸侯、刺史、太守等,接连上表汉献帝,陈述汉室气数已尽、魏王功德巍巍、应顺天应人、效仿古圣禅让之礼。此谓“众臣劝进”。
然后,便是最关键的禅让流程本身。韩曦制定了极其繁琐而庄重的仪式步骤:包括汉献帝需三次下诏禅让(以示并非被迫),曹丕需两次上表谦辞(以示并非觊觎),最终在“群臣固请”、“天命所归”的压力下,“不得已”才接受帝位。每一道诏书、表文,韩曦都字斟句酌,力求引经据典,符合古礼,营造出一种“不得已而为之”的合法性与正当性。此谓“循礼禅让”。
他甚至注意到了传国玉玺的问题。虽然真正的传国玉玺据说在孙吴手中,但韩曦建议曹丕命人仿制一方玉玺,并在仪式上宣称此乃“受命新宝”,以此象征权力的和平交接与法统的延续。
整个过程中,韩曦以其对典章制度的精通和严谨的逻辑,将一场赤裸裸的权力篡夺,包装成了一场符合古典政治理想、看似充满“礼法”精神的禅让大典。虽然明眼人都知道背后是刀剑与权谋,但这套复杂的程序,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许多中间派,减少了改朝换代的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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