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4章 延安一行（1/2）

这边，徐渊忙着和日本人进行着有来有往的交锋，另外一边他的岳父陈济晟，却也在各方势力的关注下开始了在1938年9月公开的延安之行。

陕北，黄土高原已浸染上深秋的肃杀，风卷着沙砾掠过沟壑纵横的山峁，却吹不散延安城内那股蓬勃的生气。就在此时，一队风尘仆仆的车马从南边驶来，为首的轿车在土路上颠簸前行，车窗外，穿着灰布军装的战士正扛着锄头开垦荒地，山坡上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醒目——陈济晟的延安之行，在各方势力的密切注视中，悄然揭开了序幕。

此时的中国，正被战争的阴霾笼罩得喘不过气。武汉会战的炮火震得长江江面都在颤抖，日军的飞机连日盘旋在城市上空，炸弹落下的地方，昔日的街巷化作焦土；广州城门外，逃难的百姓拖家带口，沿着铁路线绵延数十里，哭喊声与日军的军靴声交织成绝望的调子。国统区的茶馆里，人们对着报纸上“战略转移”的字眼摇头叹息，悲观的论调像瘟疫般蔓延，连最坚定的爱国者都忍不住问：“这仗，还能打下去吗？”

偏偏在这片绝望的底色上，延安这座黄土包裹的小城，透着不一样的光。窑洞前的空地上，青年们在教农民识字，课本上印着“抗日救国”四个大字；简陋的兵工厂里，工人们叮叮当当地赶制手榴弹，火星溅在满是油污的脸上；入夜后，窑洞里的煤油灯亮到深夜，穿粗布衣服的人们围坐在一起，讨论着“持久战”“游击战”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掷地有声。这里没有南京的奢华，没有上海的喧嚣，却有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——那是在绝境中绝不低头的韧性，是无数人渴望的、能让中国走出黑暗的希望。

陈济晟坐在颠簸的车里，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。他身上那件定制的南洋绸衫早已蒙了层黄土，却掩不住骨子里的气度。作为东南亚“橡胶王国”的掌舵人，他的名字在南洋华人圈里几乎无人不晓——从新加坡的橡胶园到马来亚的锡矿，从曼谷的码头到马尼拉的银行，他的商业版图像一张无形的网，覆盖了大半个东南亚。与陈嘉庚先生以爱国侨领身份奔走呼号不同，陈济晟更像一位深藏不露的布局者，近年来通过与徐渊的合作，他将欧美银行的资本、德国的机械技术、美国的航运渠道拧成一股绳，不仅让旗下的橡胶制品垄断了军需市场，更悄悄掌控了几条通往中国西南的秘密运输线。最让人忌惮的是他那支私人武装，配备着从欧洲黑市买来的冲锋枪和迫击炮，连英国、荷兰殖民当局都得让他三分——这支力量，是他保护侨民的盾牌，也是他在乱世中博弈的底气。

车过延河时，陈济晟掀起窗帘，望着河对岸开荒的人群，眼神复杂。对于延安，他心里打鼓。那些从重庆传来的流言，说这里“土得掉渣”“共产共妻”，虽然他不信，但这个扎根黄土的政党，真的能扛起抗日的大旗吗？他们缺枪少弹，缺医少药，连吃饭都得靠自己开荒，能成什么气候？

他的皮箱里，除了给八路军的药品清单，还放着一封徐渊的信，信里说：“延安或许不是完美的，但它是此刻最有骨头的地方。”这句话戳中了他心底的痛处。南京陷落后，他在新加坡的报纸上看到日军屠城的照片，一夜之间白了半头；花园口决堤的消息传来时，他正在橡胶园里查看收成，手里的砍刀“哐当”掉在地上——那可是几十万百姓的家园啊！国民政府的官员们还在忙着倒卖救济粮，将领们拿着军饷在香港置房产，这样的政府，让他怎么信？怎么指望？

说起花园口的决堤，这个事件的背景还要往前推几个月，1938年4月7日，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《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》，决定华北方面军以第5、第10、第14、第16师共4个师，向陇海沿线进攻，封锁兰封(今兰考)以东地区，切断中国军队退路，以主力南下进攻徐州，以1个师从兰封向商丘方向进攻，切断中国军队退路，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，并占领徐州要地和津浦铁路全线。至5月15日，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包围。

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，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。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。16日，第5战区下达撤退命令，以刘汝明的第68军于徐州掩护撤退，以第24集团军留苏北，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南、鲁中进行游击作战，主力分5路向徐州西南方向突围。各路大军突破日军的封锁线，撤向豫、皖之间山区。第68军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，于5月19日放弃徐州。至21日，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突破日军的包围，向皖北和豫南转移。

在中国第5战区部队突围之时，日军乘机占领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，随后日军大本营又决定“扩大徐州会战战果”，进行追击作战。5月21日，日军大本营下令进攻兰封、归德（商丘）、永城、蒙城以东地区。29日，又下令越过兰封、归德、永城、蒙城地区。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命令，日军分兵数路，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追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