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4章 漕海之争,庙堂激辩(1/2)

寅时刚过,南京城还笼罩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,但通往紫禁城的各条街道上,已经亮起了一串串灯笼,如同流动的星河,向着皇城汇聚。今日是大朝会之期,文武百官需在卯时之前抵达午门外等候。

户部尚书夏原吉身着绯色孔雀补子官服,手持玉笏,端坐在四人抬的官轿中。轿帘低垂,隔绝了外界,却隔不断他心中的波澜。他微微闭目,脑海中再次过了一遍即将在朝会上呈奏的数据、措辞以及可能遇到的诘难。袖中那份沉甸甸的奏章,仿佛带着灼人的温度。他知道,今日之后,无论成败,大明朝延续近百年的漕运格局,都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。

卯时正,钟鼓齐鸣,厚重的宫门缓缓开启。百官整理衣冠,按品级鱼贯而入,穿过宽阔的广场,步入巍峨的奉天殿。

旭日初升,金灿灿的阳光透过高大的殿门,洒在光滑如镜的金砖地面上,映照着两侧朱紫满堂的官员身影。九龙御座之上,年轻的天子朱允炆头戴翼善冠,身着绛纱袍,十二旒白玉珠轻轻晃动,遮住了他大半面容,只留下一个沉静而威严的轮廓。

“有本启奏,无本退朝——”殿头官悠长的唱喏声,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,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

话音刚落,夏原吉便手持玉笏,稳步出班,躬身行礼,声音清越而坚定,如同金石相击,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之中:“陛下,臣有本奏!”

珠旒之后传来平静的声音:“夏爱卿,讲。”

“臣启陛下,”夏原吉深吸一口气,将酝酿已久的奏报朗声道出,“经户部详核,去岁漕运总耗银一百八十万两,动用漕船八千余艘,漕军、纤夫、闸工等计二十万众,自江南北运粮米四百万石以实京师、充九边。然,沿途因河道淤塞、闸坝延误、船只朽坏、风雨沉溺,加之各级胥吏盘剥克扣,实际损耗粮米高达四十六万石!折算银钱,几近三十万两!此乃触目惊心之巨耗!”

他每报出一个数字,殿内便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和窃窃私语。这些数据虽然并非秘密,但被户部尚书在御前如此清晰、尖锐地提出来,其冲击力依然巨大。许多与漕运利益相关的官员,脸色已经开始变得不自然。

夏原吉不为所动,继续陈述,并展开手中那卷写满密密麻麻数据的账册:“陛下,诸公请看,此乃去岁漕运分段明细。淮安至徐州段,因闸坝老旧,过闸等候动辄数日,仅此一段,额外耗费人工、粮草折银便达五万两!山东段河道浅狭,漕船屡屡搁浅,需征发民夫拉纤,又生耗费三万两!至于通州至京仓最后百里,仓场陋规、斗级苛索,损耗更是不计其数!”

他稍作停顿,让这些具体的数据深入人心,然后话锋一转,抛出了核心主张:“反观海运!臣亦核算过去岁试行海运之数据。同等四百万石粮米,若全数交由改良海船运输,臣可断言:其一,运费至少可节省六十万两!其二,海上航线径直,不受闸坝所困,顺风之下,半月可达天津,远比漕运两月之期迅捷!其三,海上无沿途关卡盘剥,新式海船又有水密隔舱设计,抗风浪能力大增,损耗可控制在五万石以内!”

最后,他掷地有声地提出请求:“故此,臣恳请陛下圣裁:逐步裁撤老旧漕船三成,将所节余之款项,转用于建造新式海船,扩建港口。未来三至五年内,实现漕运保底,海运为主之新格局。此乃利国利民、富国强兵之长远大计!”

夏原吉的话音刚落,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,整个奉天殿瞬间炸开了锅。

“陛下!万万不可!”一位身着麒麟补服的武将当即出列,声若洪钟。此人正是现任漕运总兵官张永贞,他面色涨红,情绪激动:“夏尚书只见钱财损耗,岂不见运河乃是我大明之命脉,太祖高皇帝倾力开凿之基业!沿河两岸,依赖漕运为生之船工、纤夫、商户、百姓,何止百万之众?若骤然裁撤漕船,削减运量,此百万生灵之衣食顷刻无着,必将酿成巨祸,动摇社稷根本!夏尚书是要逼反这百万漕工吗?”

他话音刚落,都转运使(掌管漕粮运输的主要官员之一)立刻跪倒在地,叩首泣诉:“陛下明鉴!海上风涛之险,远非内河可比!前元之时,力行海运,结果如何?十船出海,能有三船平安抵达已是万幸!沉船覆舟之惨剧,史不绝书!夏尚书欲以海运替代漕运,岂不是将国之命脉、将士粮饷,置于滔天巨浪、九死一生之险地?此非理财,实乃误国啊!”

辰时正,争论进一步升级,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更敏感的领域。

工部右侍郎冷笑一声,出列道:“夏尚书张口新船,闭口海运,却不知一艘可远航之大海船,造价动辄数万两白银。朝廷如今虽略有结余,又岂能如此靡费?更何况,江南各大船厂,与朝中诸多同僚素有往来,夏尚书如此力主造船,难免让人疑惑,究竟是为国谋利,还是……另有所图,欲与江南豪商巨贾分一杯羹?”

此言一出,殿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这已是近乎直指夏原吉勾结商贾、以权谋私的指控了。不少清流官员闻言皱眉,而一些勋贵和与漕运、江南产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,则面露得色。

面对如此尖锐的指责,夏原吉面不改色,他甚至没有看那工部侍郎一眼,而是直接向御座方向再次躬身,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:“陛下,工部侍郎可知,去岁仅漕船一项,修缮、维护费用便高达四十万两白银?且多数漕船已超期服役,朽坏不堪,年年修缮,如同填无底之洞!若将此四十万两靡费,用于建造新式海船,以其耐用之特性,三年之内,便可组建一支足以承担半数北运任务之全新舰队!孰优孰劣,一目了然!”

就在这时,一直冷眼旁观的曹国公李景隆,终于缓缓出列。他身份尊贵,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。他先是对御座行了一礼,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开口,声音不大,却足以让殿内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:“陛下,臣近日听闻,松江府一带已有漕工聚集,群情汹汹。坊间流传,若朝廷有意断绝漕路,他们便……便要效仿前朝故事,焚毁官仓,以死相争。漕工皆质朴之辈,易受煽动,还望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,体恤百万生灵,三思而后行啊。”

他这番话,看似忧国忧民,实则将“民变”的阴影赤裸裸地摆在了朝堂之上,形成了最直接的威胁和压力。支持漕运的官员们仿佛找到了主心骨,纷纷附和,要求陛下慎重。

从卯时到巳时初,奉天殿内已经激烈争论了近两个时辰。双方引经据典,各执一词,争得面红耳赤,却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漕运派倚仗“祖制”、“民生”、“稳定”的大义名分,而海运派则手握“效率”、“成本”、“长远”的数据利剑。整个朝堂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,新旧观念、各方利益在其中激烈碰撞。

端坐于御座之上的朱允炆,始终沉默着,静静地聆听着每一位大臣的发言。珠旒遮挡了他的眼神,无人能窥见他内心的波澜。直到双方的争论似乎陷入僵局,声音渐歇,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和彼此不服气的对视时,他才轻轻抬起手,用指节在御座的扶手上,不轻不重地敲击了三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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